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31/46页）

遗憾地说，中国经典中的那些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想像，在帝国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条能够得以再现。对此，帝国的平民们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几乎都不能读书。而帝国的汉族官员饱读诗书，除了能够体味明月浮在云之上、草木睡在梦乡的艺术意境之外，在官场上他们不摆“阴门阵”还能干些什么？

奇特的是，统治这个帝国的绝对权威，却是“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女人。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集了混乱局面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銮仪殿东室，官员们到齐了，跪在这个女人的脚下。

小小的房间里金碧辉煌，弥漫着只有女人才喜爱的浓郁的花香。

此时，中华帝国面对的局势是：京城里秩序大乱，攻击教堂和使馆的战斗仍在继续，至今看不出胜利的迹象。而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明时暗，“剿”和“抚”的争论还在较量。增援北京的西摩尔的联军已经开始撤退，但是，数量更多的外国军队开始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并且声言要用武力“惩罚这个帝国”。现在，帝国政府急需就下一步的对策统一立场。而所谓对策，帝国政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平息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平解决争端；要么全面支持义和团，并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向洋人宣战。

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已经从慈禧前几天说的话中揣摩过她的态度了。慈禧说：

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后，实逼出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

慈禧的意思很明确：全面备战，准备打仗；一旦开战，不准言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这就等于大清帝国要对洋人宣战了。

然而，仅过数月，千方百计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们“议和”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慈禧。

至少现在，帝国的所有官员都隐约地感觉到，与洋人们的一战也许不可避免了。

会议开始，“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光绪皇帝和慈禧并排坐在正中。自戊戌变法以来，关于“帝党”和“后党”的明争暗斗满朝议论，然后又充斥宫外的街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难说眼前这跪满殿里殿外的官员哪一个是皇帝的人，哪一个是太后的人。但是，就对局势的看法而言，皇帝和太后依旧水火不容。

会议出人意料地由光绪皇帝的开口而开始了。这是自戊戌以来，大臣们第一次听见皇帝面对群臣如此大声说话。史书对此记载道：“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皇帝说：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

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因为涉及给义和团的定性。

话音缭绕，没人应声。

要说“帝党”，依旧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从后面跪行上前，说：“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

刘永亨的话音未落，一个粗莽的声音陡然响起：“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出此言者是载漪。

刘永亨害怕了，没敢再说下去。

除了这个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储的端郡王，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御前如此张扬喧哗。慈禧不但没有呵斥他，而且她的反应令官员们心里更加没底了，皇家的记载是：“太后默然。”

跪在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喊：“臣袁昶有话上奏！”

这个袁昶，没过多久就被载漪杀了，当然是慈禧批准的。现在他无法知道自己的下场，或者他虽有所预感，但是话还是要说。他发言时情绪甚是激动，以至“声振殿瓦”：“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立即打断了袁昶的话：“法术不足恃，启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今日京城有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