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7/8页）

他直截了当表明：请皇上收回成命，否则，他这宰相也干不了啦！这是李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辞职的意向。

高宗却没把问题看得太严重，说：“像傅亮这样的人才，难道如今很难得么？”

李纲说：“臣曾与傅亮款语（详聊），观其谋略，真可以为大将。询问士大夫，亦以为然。让他做了经制使，姑且试之，假以岁月，必有可观。而今未曾使用，遂罢之，则不可！古之用将，恐不如此。昔日汉高祖怎知韩信？只因萧何荐之，遂为大将。萧何所以知道韩信，亦因屡与之语。如今人才难得，而将帅之才尤为难，偶得一二，诸事未成，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谁不寒心？且潜善之流意不在亮，乃以此排挤臣。陛下若不察，臣又怎敢安于职守？怕是终无助于陛下中兴之功！”

这下子又说得高宗无语。

古之君相，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模式，有的如主仆，有的如父子，有的如兄弟。还有的就是李纲与高宗这种，酷似严师与学生的关系。高宗想不听老师的话，但道理上又讲不过老师，于是就玩花样，能哄就哄过去。

李纲见高宗态度还是不明朗，就从袖中拿出御批，说道：“圣意如一定要罢傅亮，请降旨，可令潜善办理此事，臣请乞骸骨归田里（请求退休）。臣并非敢于轻易离职，望陛下深思，假使傅亮不罢，臣哪敢决意要走？”说罢，上前几步，再拜于龙椅之前。

高宗赶忙安慰说：“不须如此！”

可是等李纲退下之后，马上就听到消息说，罢免傅亮的圣旨已正式颁下。于是李纲想也不想，写了个札子求去，也不赴都堂办公了。高宗闻讯，派了御药官去宣李纲，“押解”着他到都堂办事，但是刚一到都堂，李纲转身又回了寓所。

他在寓所中，接着又写了第二道札子，请求辞官。高宗很快把两个札子都批出来了，就是不允。

君臣俩就这么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药官“押解”着李纲，来到后殿起居室奏事。众宰执奏事完毕，高宗命李纲留下来，对他说：“卿所争事小，何必非要去职？”

李纲说：“人主之职，在用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才。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若陛下以为小，臣即便以去职相争！”

想到此，李纲不禁一阵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间，为何对战略问题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个不入流的佞臣几句话就给颠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自己退让一下，无非就是撤掉了一个河东经制司，其他的事还可以徐图。

但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抗金大计是一个整体性的“规模”，环环相扣，先后有序。把河北、河东经营好，竖起人民战争的屏障，是保住现有国土、以图反攻的第一步。这起初的一步，都走得这样难，还何论其他？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二帝”时期，不过是些微末角色，因缘际会，从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宠臣，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