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8/8页）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将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他不是伪君子，也没有作秀的成分，虽然还不至于“舍身”，但坚定地做到了“取义”。在“民”、“社稷”与“君”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视皇帝的恩宠若粪土，在体制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这才是一个脱离了名缰利索的、纯粹的人！

中国古代的高洁之士，其风节是货真价实的，足令后人敛息而仰视！

九月八日，李纲在归途中，乘船渡淮河。眼望长淮渺渺，不禁心事苍凉，援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云：

嗟余涉世诚已拙，

径步不虞机阱设。

空余方寸炳如丹，

北望此时心欲折！

宝剑入鞘，马放南山。壮怀激烈之梦，就此永成泡影。

——这悲凉心境，谁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