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5/8页）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黄潜善为打击李纲，干脆从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纲的姻亲、江宁知府翁彦国做靶子，意图掀起倒李纲的风潮。高宗听信了谗言，批出旨来，说翁彦国在修复江宁城池时花费太多，骚扰东南。

对此，李纲上奏解释了情况。

派翁彦国去江宁任知府，负责修城，还是在李纲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与李纲无关。翁到位后，朝廷批给十万贯钱做经费，翁彦国后来上了个札子说不够，于是高宗就有“骚扰东南”的批示出来。李纲争辩说：“十几年前，赐给大臣一座宅子，尚须费钱百万。今日令修城，十万贯岂不是太少？”

高宗听了这个解释，先是增批了四十万贯作为补充，而后过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来，仍说翁彦国“修城骚扰”，要求严厉处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宁府有公文上来，说翁彦国病死了。高宗便说：“彦国已死，不须处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职务待遇，又降旨“抚慰东南”。

皇帝的这些姿态，满朝的人都能看出来：李纲不大灵了！

李纲当然看得更清楚，以前奏事或者拟的公文，很快就能批出，现在则多不批出。李纲知道，黄、汪等人没少进谗言，且“其入已深”。他也不想装傻，一日，在朝议过后留下，对高宗说：“近日屡次劳烦圣心，下令改正已行事务，臣已逐一辩明，幸蒙谅解。又所拟各项事务文本，多未批出。乃是因臣特立独行，又蒙陛下特殊恩遇，嫉妒者多，必有暗中离间者。”

高宗不承认有小人告状，只是敷衍说：“无此，所批改正事务，只是朕偶尔想到。其余未批奏章正在细读，并非不批。”

君臣俩以往的默契到此已荡然无存，虽然尚未决裂，但双方已是勉强在维持关系了。

到八月五日，形势更趋明朗化，高宗的倾向公开了。有旨升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提拔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样一来，从过去的仅李纲一相，变成了李纲与黄潜善“两相同朝”的局面，反对李纲的势力大大增强。

黄、汪一伙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六月初以来，他们与李纲搏弈近两个月，心计用尽，战战兢兢，如今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要放手一搏，非要搞垮李纲这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不可。

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整人要从对手的下属整起，否定人要从否定其主张做起。“两相”的任命一下来，黄潜善立刻开始破坏李纲的两河战略。先打压张所不成，马上又开始算计傅亮。

管他什么战与和？整人不讲道理，就讲如何把你的人给整下去！李纲知道他这招毒辣。黄潜善这是把国防大计与人事关系搅到一起了，让你撇不清、道不明。如果李纲听之任之，则恢复中原之策势必胎死腹中；如果李纲出面解救傅亮，则恰好被黄潜善说成是拉帮结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