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第7/10页）

何忠礼的看法，与邓嗣禹、俞大纲大致相同，但论说更为细密；唯一的重大差异是，何氏认为隋无进士科。

何忠礼的文章引起了反响。问题集中于两点之上：其一，科举成立的标准是什么；其二，隋有无进士科。

在科举成立标准上，也有人采取了与何忠礼相近的意见。如许树安在1985年出版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的第5章中，虽然提到“一般把隋炀帝创置进士科作为科举产生的标志”，但又指出，“科法取士与以往的选官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

但也存在着反对意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发表了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及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两篇文章。两位作者引证史料，说明何忠礼“隋无进士科”之说不确；同时他们不同意何氏关于科举制特点的看法。金旭东认为，唐代举人有生徒，有乡贡，“投牒自进”的只是一部分，而且有时只是一小部分，王朝有时还完全停止乡贡，实行荐举，偶尔也允许自举，“因此把‘投牒自进’作为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就不妥当了”。他认为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应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周东平认为，“科举”的本意就是“分科举人”，而“投牒自进”“实无关科举宏旨”，只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尚可视为科举制的特征之一”。

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以把科举制的特点，同察举与科举的最后分界这两点加以区分。固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也是科举的基本特点，但我们探讨科举成立的起点之时，就必须抓住使二者最后区分开来的那一特征。我以为邓嗣禹对科举特点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这就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自东汉顺帝时孝廉已行试经，晋代始秀才对策“一策不通，不得选”，南北朝秀孝试策，均有不及第不授官之规定，北朝还确有落第者可考。因此，“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已经不能构成科举与察举的最后分界之点了。而“投牒自进”，正体现了投考之“投”与招考之“招”。北齐自求秀才(自求还不等于制度化的自举)，正说明了“投牒自进”是必然趋势。何忠礼说“投牒自进”是科举制“最重要的特点”，其表述或可斟酌；但只强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认为“投牒自进”“无关宏旨”，却未免是忽略了科举制成立问题的关键所在。

认为科举就是“分科举人”，这是一种老说法。汉代察举就早已是分科举人了，因此这种说法对于探讨科举制的成立问题并无帮助。至于以唐代举人有生徒和乡贡二途来否定“投牒自进”的意义，这是混淆了不同的问题。强调“投牒自进”，主要是针对地方长官察举权力而言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少人是“投牒自进”，而在于是否允许“投牒自进”。况且，学校与科目之合一，本来就是科举制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代，“科目必由学校”，学子皆先经县试、府试入学为童生，再经院试、乡试等，才能参加中央会试，可是并没有人怀疑明清科举是否就不能算是招考与投考制度。因为入学之童生试，是自由报名的；地方官解送贡士，已不再表现为一种举荐权力了。所以“生徒”的存在，甚至“乡贡”的消失，都不影响“投牒自进”的意义，或更为准确地说，不影响投考与招考制度的本质。

隋代的秀才、孝廉、明经等岁贡科目，以及诸多特科，如前所述，确实都没有自由报名的迹象。张晋藩、王超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381页称，“隋文帝时设有秀才科，由应试人自己报名，参加考试，中试者则由中央考察录用”，“策试秀才以任官，是开皇中期以后的一个重大改变。所以文帝仁寿中，杜正伦兄弟三人俱为秀才，为当时所称美。从此科举制度，便在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中开始盛行”。说隋代秀才已能自由报名，其法为科举制之始，其观点颇为新鲜。如其时秀才确可自由报名，那么这就完全可以看成科举的起点。但不知其说根据何在。杜氏兄弟皆非自由报名，《北史·杜正玄传》“刺史何忽妄举此人”语即是证据；策试秀才亦不始于开皇中期。由于笔者未曾见过足资证成其说的史料，故暂不取其说。

那么，问题就集中到了进士科之上，何忠礼认为隋无进士科，对之金旭东、周东平在文章中已经做了有力的驳议。看来何忠礼此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通典》、《唐摭言》、《唐志》、《通志》、《玉海》等文献，都认为隋有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同书《薛登传》：“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文献的记载不乏可以征信者，很难全部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