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第6/10页）

由上文“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一句可知，“明法”即律博士弟子员。下面有“尚书刑部曹明法”一句，查《隋书·百官志》，刑部无“明法”一职，而大理寺则有“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又证“明法”即律博士弟子。是隋州县之律学诸生称“律生”，参预州县之决狱，如辅恩之例；而中央大理寺之律学诸生则称“明法”，参预尚书刑部之决狱，故又称“尚书刑部曹明法”。北齐之“明法”当与隋同；而北周称“法生”不称“律生”，当因北齐“明法”之称而来。又律学又可称“法学”，如《南齐书·孔稚珪传》：“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律生又可称“法生”。由此又见北周算生、法生当各为一事，不宜以“算法生”为一词也。

书学博士始于西晋。《晋书·荀勖传》：“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唐六典》卷二一“书学博士”条曰：“自汉以来，不见其职”，似误。北魏未见书学博士，但有书生。《魏书·术艺江式传》：“书生五人，专令抄写”；同书《术艺蒋少游传》：“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儒林张景仁传》：“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北齐有“八书博士”，属太常，员二人(见《隋书·百官志》)。北周有书学。《北史·儒林冀儁传》：“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脩之礼，谓之谢章。儁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周文”即宇文泰。是其时官府已有书学。

算生及博士北魏已有。《魏书·范绍传》：“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十六年，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据《魏书·官氏志》太和第一次《职令》，第八品下有尚书算生，第九品上有诸寺算生。《魏书·术艺殷绍传》：“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唐六典》卷二一称算生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

总之，到隋为止，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立之制已成，算生、法生、书生都已具备。隋廷加以整理，以国子寺统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学，但律学犹属大理。至唐代律学亦移属国学了，遂成六学并立之体制，各有课试授业之法，并可各由相应科目参加科举考试——前三学之学生应试可选择秀才、进士、明经科，后三学则分别参试明法、明字、明算科。

总之，北朝学校制度的发展，也为科举制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察举与学校进一步的结合之上以及六学体制的具备之上。这与南朝学校制的那些变化一道，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

三、科举制成立标准的讨论之评述

对科举制起源、成立标准及进士科问题，学者的研究已相当之多，这里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文中对隋之进士科作了考析，结论是“然则进士科起于隋也明矣”；同时进而提出了他对科举制成立标准的看法：“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日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公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既然唐代已有分科招考及竞争黜落之制，有投牒自进之法，“然则科举考试之起于唐，殆成定谳矣”；然而隋代已有“公同考校”之法，有进士之科，所以“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

在同期的《史学年报》上，还刊载了张尔田、俞大纲的评述意见。其中俞大纲对“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这种略失含糊的说法略表异议：“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进，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俞大纲与邓嗣禹，在科举成立标准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俞氏对“以唐为始”一点阐述得更为明确、清晰。

1949年之后，一般都认为科举制就是分科举人，始于隋之进士科。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上，何忠礼以其《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检讨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科举制应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以考试为确定任官资格的中心环节；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由于隋代考试方法尚不完善，特别是“投牒自进”之法并未产生，因此，科举制应始于唐。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隋无进士科，所有称述隋进士的材料，均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