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第7/12页）

“吴郡陆琏”四字据《南史·儒林传序》补，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梁书·武帝纪》校勘纪。又《隋书·百官志》：

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梁武帝立五馆，改变了宋、齐国学只容贵胄的旧例，而以“寒门俊才”为主要招收对象，这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士族社会之中，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措施。据《梁书·儒林严植之传》：“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严植之天监七年卒，是二三年间，五馆生已达千余人之多了。由此又知《儒林传序》所言“馆有数百生”，乃是说各馆皆有数百生。直到天监七年，梁武帝方又诏立国子学。可以推测他最初是希望纳贵贱于一学，打破士庶界限；但贵胄仍不愿与寒门混杂，方不得不又立国学使之受业。五馆之立，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附带说明，唐长孺先生在叙述梁代学校时说，“明经则虽然有不少贵游子弟顾人答策而登第，但法令上入学就试却没有门第限止”，“具有射策资格的国子生不限门第，也不限名额，这就为寒人入仕开辟了道路”(6)。按梁代国子学仍是专容贵胄，有严格等级限制；不限门第、不限名额的乃是五馆，二者判然有别。国学与五馆方位亦非一处。国学在太庙之南，五馆则散立异处。《梁书·严植之传》：“(天监)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又《陈书·袁宪传》：“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均可为证。

天监八年，梁武帝又发布了一个重要诏书。《梁书·武帝纪》记此年五月壬午，诏曰：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一诏书中“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之语，把为寒庶士人打开仕途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了。

梁武帝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梁书·儒林贺玚传》：“(天监)四年，初开五馆，以玚兼五经博士……玚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贺玚天监九年卒。是这数年中仅其一馆之“寒门俊才”，就有数十人参加过“明经”一科的策试了。史传之中有一些由明经入仕之实例，可以证明当时确有那种不计门资的明经策试入仕制度。《通典》卷十四《选举二》称梁代选官“无复膏粱寒素之隔”，其所根据的可能就是以上情况。

但是从整体上说，“寒门俊才”之由明经对策者，数量还是根本无法与士族相比，其任用亦远不如国子生优越。据《梁书·儒林传序》，五馆生是“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据天监八年诏，是“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南朝之“试吏”、“署吏”、“补吏”，除了指出为郡县外官外，多指浊吏的选补，还有“吏姓寒人”的说法。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制诸署敕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辄罚者，听统府寺行四十杖。”“署敕”当作“敕署”，与下文“府署”相对。是乡品四品之吏的任用称“署吏”，同于西晋。同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诏：“在朕受命之前……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又同书《邓琬传》记因军用募民上米钱，可分别赐署乡品五品、四品、三品令史。又《梁书·武帝纪》记齐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亦见“试吏”多为“后门”之事。《梁书·钟嵘传》：“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又《宋书·恩幸杨运长传》：“初为宣城郡吏，太守范晔解吏名。”又《南史·恩幸施文庆传》：“施文庆，不知何许人也，家本吏门”，《陈书》作“有施文庆者，吴兴乌程人，起自微贱”。是南朝有“吏姓”“吏门”，乃寒人微贱，他们专有“吏名”，不得滥厕“清级”。

总之，“吏”在南朝是官员中的一个较为低微的等级，一般以“吏姓”、“吏门”之寒人为之。后世官、吏之别，流内、流外之别，即始于此。故士族迁转，除出为州僚属、县长吏时偶尔称之外，极少有称“试吏”、“补吏”、“署吏”者。可以推测，梁代“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尽管已有可能经明经策试而“随才试吏”，但他们由此获得的身份改变仍然有限，大多数依然难以厕身清级。尽管也有少数寒人有幸得以经术文义为学校学官或文学侍从之类，但总的说来，梁代围绕考试制度的那些积极变化，还不足以证成《通典》“无复膏粱寒素之隔”的说法。士庶由“实自天隔”到真正的“勿有遗隔”，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南朝皇权为“寒门俊才”打开仕途的努力，只能以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