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第6/12页）

因此一方面，南朝士族由察举学校入仕者的大量增加，反映了士族屈居皇权之下这一重大政治变迁，反映了皇权以考试选官来促成士族政治向皇权——官僚政治转变的意向。但另一方面，士族的社会势力与选官特权已积重难返；他们垄断着文化，考试对之并非格格不入的难关；而且文辞经术考试，与士族士人之文化风习，很容易就达成了沟通。所以，南朝皇权与士族在确定选官方针和分割选官权力之上，就只能达到这样一个新的平衡之点：一方面部分士族被迫接受了考试入仕的方式，而步入了察举学校之途——这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另一方面，士族却又凭借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实力，对考试入仕之途加以垄断，使之成了士族新的进身之阶，成了“清途”的一部分。而且还须指出，步入考试之途的只是士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依旧是凭借世资“安流平进”的。

自从东汉顺帝实行阳嘉孝廉考试制度以来，考试就越来越向察举的中心环节发展。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的复兴，也反映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事实上，此期察举制及学校制的许多变化，确实也构成了察举到科举之演变的中间环节。但汉代察举自基层郡吏取人，有“试职”、“累功”之法，经术笺奏之试，举后入三署“观大臣之能”，然后“出宰百里”，牧民行政。这确实为王朝行政提供了合格的吏员。文法律令，本身就包含了主要的行政技术；在汉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经术最终也被理解为与政务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但时至南朝，文法的标准弃置已久；对策之“陈政”意图已流于形式，而主要以文采辞章论高下，成了文士显示才藻之机会；同时经术也与清谈结合而变成了“谈辨之资”，名士视讲经与谈佛论道无大不同。因此，南朝察举与学校考试入仕之途的复兴，并未能立即为政府提供了具备行政能力之吏员；考试选官，只不过是改变了部分士族的入仕方式。由之入仕之后，他们大抵依然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以职事经心关怀。

四、突破门第限制的努力及其局限

考试选官，本身是体现了公平竞争这一精神的。尽管秀才察举与国学招生面向士族这一点，限制了其积极意义的发挥，但由考试入仕，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为了提高考试入仕之途的地位，南朝君主还采取了相应措施。

《隋书·百官志》上：

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

依此规定，由明经策试得第者，则入仕不在限年三十之例；如未经策试，又非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未经挽郎者，就必须限年三十了。按限年三十之法始于刘宋。《南史·谢庄传》：

初，(宋)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按指孝武帝时)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其中一句中华书局标点本断作“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误。据《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那么限年三十，大约就是一个较为严格的限制，而且这显然对士族不利，因为他们多惯于幼年出仕居官享禄。(5)又《梁书·武帝纪》记萧衍于齐末上表，语有：

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

是齐世限年之法已对士族妥协，优假甲族而贬抑后门，与宋法大异。表中又言“且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可见限年之法确实得到了实行。又《梁书·朱异传》：

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

其时约在天监初年。是梁初限年为二十五岁，于三十、二十间取一折衷。又《梁书·武帝纪》：

(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

参之以前引《隋志》所叙陈世限年之法，梁武帝天监四年诏的意思，是年未三十如欲解褐，则必须通一经。这样，通经就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而通经与否，自然是要通过考试检验之后，才能得知的。

上述措施，目的是强化考试之法在选官程序之中的分量。同时，君主还在突破门第限制上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措施。据《梁书·儒林传序》：

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