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第10/12页）

前举之数名“太学生”，其身份也颇为可疑。西晋国学以容高门贵胄，而太学以容寒贱。齐代国子生外如别有太学生，亦当承袭此制。但前述之数名太学生，都不像寒门子弟。

太学生魏准为会稽人，他大约出身会稽四望虞、魏、孔、谢之一，故能与一流高门琅邪王融深相交结，并参预政变阴谋。又据《南史·王僧孺传》：“虞羲字士光，会稽余姚人，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丘国宾，吴兴人，以才志不遇，著书以讥扬雄。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洪，济阳人……刘孝孙，彭城人。”由此数人之姓氏郡望看，他们都应属于上层士流，也因此才能跻身于竟陵王萧子良之西邸。又《梁书·许懋传》：“许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祖珪，宋给事中，著作郎，桂阳太守。父勇慧，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可见许懋也是士族子弟。依齐制，著作郎子孙正有资格进入国学。

由此，我以为以上数人实际都是国子生。《宋书·百官志》：“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又《隋书·百官志》记梁制：“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是国学原隶太学，至梁太学博士又属国学。是如太学无生，则国学生不妨称太学生，甚至国学亦不妨称太学。

这并非凭空臆测。如《陈书·宣帝纪》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按西晋时行释奠礼在太学而不在国学。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以太学在秦淮水南悬远，于中堂权立行太学释奠。国学成后，释奠礼改行于国学之内。宋、齐、梁以至隋、唐，凡皇帝、皇太子行释奠礼均于国学，陈不当例外。故陈太建三年太子释奠之“太学”，实即国学。是国学可称太学之证。又《陈书·吴兴王陈胤传》：“至德三年，躬出太学讲《孝经》。讲毕，又释奠于先圣先师，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宴。”陈胤讲经释奠之“太学”，以及学中之“太学生”，亦应视为国学及国子生。

梁代太学博士属国学，则国学外亦必无分立之太学，《梁书·到洽传》：“(天监)九年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按梁天监四年建五馆，天监七年建国学，天监九年国学成，其间未闻别建太学事，故“《太学碑》”实为国学新成而撰。是又南朝国学可称太学之证。梁代亦有“太学生”二人可考。一见《南史·文学纪少瑜传》：“年十九，始游太学，备探六经”；一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年十三，召为太学生，粗通《礼》、《易》。”其事又见《徐之才墓志》。他们二人或为国子生，或为五馆生，此外无一太学存在。

以此例推，南齐之“太学生”实亦国子生。《梁书·江革传》：“与(江)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江氏兄弟“俱诣太学”，所补却为“国子生”，据此即可断定，此处之“太学”必为国学。是齐之国学亦可称“太学”。而且江革后来也成子西邸学士，他的身份是国子生，其实同游西邸的“太学生”虞羲等与江革并无不同，国子生、太学生并非二事。

又《南齐书·周颙传》：“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 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学生钟岏曰……”“使学生议之”一句，《南史·何胤传》作“使门人议之”。周颙时为国子博士，何胤时为国子祭酒。如其时太学、国学两分，则其“学生”、“门人”应为国子生；而《周颙传》却称为“太学诸生”。又查《梁书·钟嵘传》，钟岏之弟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那么钟岏当然也应为国子生。又见国子生、太学生并无不同。

由其他一些情况，亦可推知南朝国学之外别无太学。如刘宋元嘉十年有“勒太学依礼详议”之事。然宋初无国学时王朝曾扶植私学设立四馆，如当时之“太学”已为实体，何必别立四馆招徒教授?萧齐屡因国讳废学，反对者则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表示异议，亦见当时只有国学，国学一废则无“学”可言。总之，在南朝，如就礼官博士而言，“二学”确实有别——有国子博士，有太学博士；然而太学博士承担的只是议礼之责。此期之“太学”，如在议礼的场合出现，就是指礼官太学博士；如果指作为实体的学校，那就是国学的别称。

至于《通典》南齐“国学、太学两存”的说法，以及所引证的齐国子助教曹思文“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之语，源出《南齐书·礼志》。查曹思文原语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