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二章（第9/13页）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