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8/16页）

[3]加入欧元区前葡萄牙的官方货币单位，现已停用。

[4]大赦国际，又称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创立于1961年。197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5]科斯塔·戈麦斯（Costa Gomes, 1914—2001），葡萄牙军官和政治家。1972年出任“武装部队运动”首领，1974年4月康乃馨革命后，与其他六人一起组建“救国委员会”。1974年9月—1976年6月任共和国临时总统。

[6]瓦斯科·贡萨尔维斯（Vasco Gonçalves, 1922—2005），葡萄牙军官，参加了康乃馨革命，1974年7月—1975年9月出任葡萄牙总理。

[7]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 1927—1986），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1969年和1982年两次出任瑞典首相。1986年遇刺身亡。

[8]意谓人们应该按战争的规律办事。

第二次采访苏亚雷斯

葡萄牙的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大约不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会爆发，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避免。到处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茫然不知所向。耸人听闻的事件，荒唐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你唯一能看到不变的现象，是无能为力。它自以为是，而实际上常常表现出疑虑和空虚，政权在攫取者手中可怕地瓦解着（攫取政权的是最霸道、最疯狂的人）。形式上，政权还是属于武装部队运动的，这一运动推翻了法西斯制度，建立起称之为革命的秩序。但是直到昨天还团结一致的武装部队运动，今天暴露了它的全部裂痕。大致说来，它分裂成为三派：瓦斯科·贡萨尔维斯的共产主义派，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略[1]的激进派和埃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2]的温和派。说得确切些，应该说有多少将军、校官和尉官，就分裂成多少派别。谴责分裂、呼吁负起责任的唯一声音，是梅洛·安图内斯通过九人集团发表的文件。但由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街上发生的流血事件上，似乎这一声音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军队已不复存在，连国家也不复存在。难民占领银行，神甫组织暴动，士兵拒绝服役。他们申明，如果他们得不到公证人签字的书面保证，保障他们在那里不受任何伤害，他们将拒绝去安哥拉。政治家日益被排斥在外。他们必须利用军人，与军人结成秘密关系才能行动（过去也是这样行动的）。每个政治家都有自己的军人：库尼亚尔有贡萨尔维斯，苏亚雷斯有梅洛·安图内斯，毛分子有奥特洛，其他的人不得而知。但人们知道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至于立宪会议所进行的工作和选举结果，无人再提起。它有什么用呢？谁尊重它呢？您看看奥特洛吧，他在逮捕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后，又把他们从监狱放出来，现在又暗中去见他们，同他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人们处在超现实中，因为一年多以前，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历史变得错综复杂，超出了现实。是一个玩笑呢，还是一个偶然事件？突然间，40年来作为法西斯主义骨干力量的军人本身，树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成了自由的保护人。似乎只要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自由就能产生。人们最容易从他们那里等到的，就是再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搞一次皮诺切特式的政变。皮诺切特的名字挂在不少人的嘴上。很多人环顾四周问道：“这里谁是皮诺切特？”像国内战争一样，一次法西斯军事政变也已迫在眉睫。将发生在内战之前，还是发生在内战之后？斯皮诺拉已经到了不太远的地方。他从巴西到了巴黎，在那里宣布成立了他的“解放运动”组织；他又从巴黎到了马德里，装备精良的一些右派集团在葡萄牙与西班牙交界的边境露营。难道不是右派经常利用狂热吗？“希望”已经破产，“灾难”即将降临。但苏亚雷斯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因为他知道，新政府与其说有利于库尼亚尔，还不如说更有利于他。三个月前，当我会见他时，也就是当这位斯大林主义的劲敌似乎成了葡萄牙最重要的人物时，他是一个紧张而犹豫不决的领导人。如今，在他身上看不到这方面的任何痕迹。他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采访是在我住的旅馆里进行的），一面自信而乐观地谈着。他似乎对我的疑惑不解感到吃惊。首先，他不明白我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的胜利将是一瞬即逝的还是决定性的？他的吃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已经得到答案，最终他将成为总理。但他仍像三个月前所表现的温和和有点犹豫那样，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过于谨慎，甚至避而不答。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就没有透彻地了解马里奥·苏亚雷斯。应该等待历史来确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拯救了葡萄牙的人呢，还是一个走运的人？目前，我只能肯定一点：他是一个很文明的人，很有耐心的人。他对我一开始就用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他，并没有流露出不满。他在谈塑像趣闻时，对我说：“您不必过多地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您不是唯一如此看待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