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10/16页）

法：苏亚雷斯，坦率地说，库尼亚尔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战术上发生错误和缺乏某种严肃性。他的失败还由于北方发生的事件，即袭击共产党的党部，焚烧共产党人的驻地。这些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组织好的。

苏：您能肯定这些行动是有组织的吗？您能肯定它不是自发的，或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发的吗？我知道，这些事件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震惊。欧洲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群起而大声疾呼，说葡萄牙共产党是受迫害者。然而事实真相却截然相反。在葡萄牙，即使今天，共产党人仍是迫害者，而不是受迫害者，甚至在北方也是如此。是谁掌握着国家机器、各个国有化企业和市政府呢？是谁分配就业和发放工资呢？是谁在虐待那些非共产党人和反对共产党的劳动者呢？用暴力对付共产党引起你们的不满。但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它都是对共产党暴力的一种反应。这是自发的反应，类似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所产生的反应。我清楚地知道，暴力对付共产党帮助了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成了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然而受害者并不是他们。您可以去向北方的工人和农民交换意见，问问他们在动乱中受害的是谁。他们将会回答您说，是向共产党人提出抗议的人，因为开枪的总是共产党人，而不是示威者。

法：苏亚雷斯，当时发生过驱逐共产党的事，也许是法西斯分子或反动的主教……组织的。

苏：您能肯定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吗？至于反动的主教，我并不否认参加骚动的一部分人中有反动的感情。但是我说，必须考虑到共产党人在教会中和在天主教徒中引起的不满。这恰好是在我们争取教会的过程中发生的。试想查封天主教复兴电台的事。共产党人像劫掠社会党人的《共和国日报》一样劫掠了电台。又如，在布拉加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支持主教的一次示威游行。它恰好是在劫掠复兴电台之后发生的。游行结束后，示威者走到汽车站，准备返回自己的村庄。车站正好在共产党党部的旁边。共产党人从窗子里高呼道：“反动的畜生，卖身给神甫的畜生！”天主教徒奋起反击，开始对骂，向窗户投掷石子。共产党人开了枪，朝着人群开枪。

法：苏亚雷斯，我不得不说给您听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很多人都认为北方事件是在社会党战略范围之内。英国人的战略是等待爱尔兰人的下巴到达拳头能打到的位置。

苏：我可以郑重地向您起誓，我们社会党人同这些肮脏的勾当毫无关系。我完全可以向您起誓，没有一个社会党的军人参与了袭击。有许多次，社会党的军人赶去援救共产党人。我们还公开谴责这些事件。我们以谴责反基督教民主行为的同样精神和同样坚定性来谴责这些事件。但是在谴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会激起人民的愤怒，为什么准备很好地对待共产党人的人民突然反过来反对他们。请您相信我：过去在北方发生的和现在仍在发生的事并不是反动派操纵的。反动派在人民的心目中毫无威信。过去和现在在北方发生的事是共产党人在葡萄牙横行霸道的结果，是葡萄牙共产党的政策所造成的，更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机构所造成的。它在一年中招来的反共主义，比萨拉查和卡埃塔诺在50年的宣传中所鼓吹的反共主义还要多。

法：您认为这是库尼亚尔个人的过错吗？

苏：对，在很大程度上有他个人的责任，因为他对葡萄牙共产党有极大的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我了解他的中央委员会和他的书记处，知道库尼亚尔对他的同志们的控制达到了什么程度。我还得补充说一句，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这样的人，我经常想到人是历史的工具或体现者，历史上的重大运动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的浪潮。但通过一年来在葡萄牙看到的，我开始相信起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法：帕斯卡说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短了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

苏：唉，是的，人是起作用的，人是起作用的。

法：人的感情也起作用，有时，我认为，您和库尼亚尔存在着个人的斗争。

苏：噢，不！不！恰恰相反，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不是这样。我年轻时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智慧、勇气和信仰。您知道，他以前是我的老师，在我父亲创办的学校里执教。是的，他是教师，而不是像您采访他时他所说的那样是校工。他告诉您说是校工，也许是为了使自己更带有无产阶级的色彩。那时，他已毕业于法律系，我父亲聘请他担任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代理教师。我父亲没有聘请他担任正式教师，是因为正式教师必须得到国际卫国警察的批准。他被国际卫国警察逮捕过，上了共产党人的名册。我说过，我一直是钦佩他的。当时，我16岁，他仅比我大12岁，但我很钦佩他。尤其在他受审的时候，他表现得相当出色、自豪而有胆量，我为此向他致敬。至今我还记得他那次进行了3小时之久的自我辩护。那根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向萨拉查发起进攻。那次堪称为后人榜样的进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其实，他在狱中的行为也可成为楷模。这些情况我是了解的，因为那时我天天都见到他的父亲。他是那次诉讼中的律师。您采访他时，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可怜虫，这并不是事实。他的父亲名叫埃韦利诺·库尼亚尔，是个有名的律师，有名的历史教授。他的母亲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太太，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裕。这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我常到他们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