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结语(第8/9页)

财政制度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的被动性,几乎没有中央计划。当危机来临时,才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或进行一些调整。鸦片战争时海关税管理不善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自我满足的态度。

贯穿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各个层次的制度性的缺陷,而不是官僚个人的渎职和腐败。对于后一方面,尽管资料丰富,但却是第二位的、表面上的,它容易转移人们对财政管理的主要问题的关注。

这一制度的延续是依靠不断地强化文化上、政治上的统治来实现的。的确,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国家里是能够漠视外来的商业压力和竞争。然而,16世纪是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西欧已经开始向近代转变,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到达东亚。虽然中国的面积和遥远的距离使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冲突延迟了三个世纪。但在16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孤立与自给自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1524年,克里斯托旺·维勒拉(Cristavao Vierira)一度被关押在广州,他就曾说过用不上15艘葡萄牙战船和3000名士兵,他就可以控制这座城市〔50〕。

本书中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但也说明了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在将农业盈余投资于工业生产的困难,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任何一种财政政策,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的历史。因此,并不应该因为其不合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明智的。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其整个影响的丧失。

注 释

〔1〕王毓铨(Yü-chüan Wang),'The Rise of Land Tax', p.201.

〔2〕同上,页202。

〔3〕1641年,每年战争加派额是21330735两。见孙承泽《梦余录》35/17。他是从户部得到这一数字。

〔4〕这些数字是根据陈仁锡的《世法录》中记录的数字计算出来的。见该书34/1—78。

〔5〕关于17世纪的物价水平可见于:叶梦珠《阅世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9—461。也参见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页49—87,该书中提到的过高价格并非正常时期的价格。

〔6〕王毓铨,'The Rise of Land Tax', p.202.

〔7〕见《清圣祖实录》4/9;《清世祖实录》61/6—7,70/31—32,79/23—24;《长沙县志》7/2;叶梦珠《阅世编》6/2。

〔8〕《崇祯存实疏抄》2/72—89。

〔9〕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p.155.

〔10〕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43.

〔11〕顾炎武的观点译文可见于de Bary,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pp.611—612。也见于Yang, '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4.

〔12〕见Hucker,'The Tung-lin(东林)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见于John K. Fairbari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133;也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153.

〔13〕海瑞《海瑞集》页24。

〔14〕同上,页25。

〔15〕《明史》226/2602。

〔16〕海瑞《海瑞集》页50。

〔17〕这些信可见于《海瑞集》页441、447、448、449、467、469、541。信中没有透露出这些礼物的具体数量,但是提到了一位总兵曾经惠赠给他一条船用来旅行。另一位总兵的馈赠之重足以置“墓田数亩”。《海瑞集》页417、465、474提到了返还馈赠之事。

〔18〕同上,页25。

〔19〕何良俊因此受到批评,见《海瑞集》中吴晗的序言。见该书页9—10。

〔20〕同上,页279—280。

〔21〕同上,页190、195、280、284、289、408。

〔22〕Smith,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204.

〔23〕王世贞认为万历皇帝的贪欲是因为嫉妒朝臣和中官的奢侈生活。见焦竑《献征录》17/104;《明史》213/2482。

〔24〕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pp.4,6,49,56—7;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p.298.

〔25〕同上,页298;Twitchett, 'Salt Commissioners', pp.60—89.

〔26〕孙承泽《梦余录》25/29。

〔27〕杨联陞(Yang, Lien-sheng)写道:“尽管汇票在17世纪已经存在了,但最早的‘山西票号’也不会早于1800年。”见Yang, Money and Credit, p.82.

〔28〕参见我的博士论文“The C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also available in University Microfilm), pp.21—37.

〔29〕《天下郡国利病书》,11/16,12/64、68、71、73、74、79。

〔30〕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I,页24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