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赋（一）税收结构（第24/27页）
因为有几项收入本应该与田赋相结合，但实际上却是以其他的名义征收，因而有时会采取相反的办法。“荡价”的字面意思是“湿地的支付（marsh-land payment）”，即是其中之一。在王朝早期阶段，将沿海地区的土地集体分给灶户，称之做“草场荡地”，这些保留地为制盐生产提供燃料。到15世纪早期，一些灶户已经离开海边，并将这些草地和相邻的土地开垦为稻田，而它们仍然能享受税收优免。这些土地逐渐地变得肥沃起来，以至于官府最终决定向其征收田赋，而不是要求纳盐。但由于每个县的田赋额和每个盐场的收入已经固定下来，这项专门的收入就没有并入正赋，而是交给了盐务管理部门，以弥补盐课的不足〔210〕。例如，1566年，南直隶的上海县，其账目上明列向盐务管理部门补纳盐课银4647两〔211〕。对这部分田主的徭役估算，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性问题〔212〕。作为食盐生产者，他们享有徭役优免，但作为真正的田主，他们必须承担此项税收负担。这些复杂性也同样影响了财产转移的登记和税率的调整。在浙江和南直隶明显地发现，“荡价”对于田赋而言，是一个变量。其他的变量还包括马差（第三章第二节）、官米和芦课（第六章第二节）。
注 释
〔1〕《顺德县志》3/1。
〔2〕《明史》45/507；《顺德县志》3/6—8。
〔3〕同上，3/9。
〔4〕《顺德县志》3/15。
〔5〕《明史》223/2574；张萱《西园闻见录》32/9；焦竑《献征录》59/95；《世宗实录》页8181—8182；《顺德县志》3/23—24。
〔6〕同上，3/24。
〔7〕同上，3/26—27。
〔8〕同上，3/19—21。
〔9〕同上，3/31—32。
〔10〕同上，3/30—31。
〔11〕同上，3/21。
〔12〕同上，3/15。
〔13〕同上，3/19。
〔14〕周玄暐《泾林续纪》47。周也发现，此地区的粮价可能是最低的。
〔15〕《天下郡国利病书》6/65。
〔16〕张其昀等《清史》Ⅱ，页1464。
〔17〕何良俊《四友斋》3/179。
〔18〕同上，3/190。
〔19〕《西园闻见录》32/24。
〔20〕傅衣凌《农村社会》，发生于清初的例子也包括在其中。
〔21〕韦庆远《黄册制度》，清册供单图见该书附图二（计四幅）。
〔22〕《徽州府志》7/19-45；《会稽志》5/8—9。
〔23〕《顺德县志》3/27。
〔24〕最坏时，每个月有12个纳税截止日期，尽管不是所有的截止日期都适用于所有的纳税人。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3/167、173。
〔25〕常熟县在1462年取消了官田和民田区别，杭州府是在1572年，参见《常熟县志》2/33；《杭州府志》29/19。
〔26〕《安化县志》2/8；《金华府志》6/29；《漳州府志》27/15。
〔27〕《顺德县志》3/9。县志显示出该地区是效仿江西的先例。
〔28〕《江西赋役全书》，“省总”，1—2。
〔29〕《顺德县志》3/15。
〔30〕《上海县志》3/12。
〔31〕这个估计以在县志中未经编辑的数字为基础。很明显，在45213石税额中，只有9780石纳本色实物。见《会稽志》5/1—6。
〔32〕我计算出在全部的57213石税额中，只有2780石由实物支付。见《临汾县志》4/2—5。
〔33〕也就是说，一个官员不允许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除了少数情况外，也不许官员任职于本省。在云南和甘肃的有一些特例，见《大明会典》5/14—15；又见Parsons, 'The Ming Bureaucracy: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 pp.175—213.
〔34〕《日知录集释》3/85。
〔35〕《会稽志》5/13—18。
〔36〕《会稽志》5/17—18。
〔37〕《神宗实录》页2953—2954；《西园闻见录》32/27；张居正《张江陵书牍》4/1。
〔38〕《汶上县志》4/4。
〔39〕地方官缺乏进取心，受到了顾炎武的批判，他认为这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顾的文章已由de Bary在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中进行了翻译并作出了概括性说明，见该书Ⅱ，页611—612。
〔40〕《明史》78/825；《西园闻见录》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