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8/24页）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狼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20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20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10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1968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18元，从学徒工干起。3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32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1981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作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了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动保障、公费医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