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9/24页）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变更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着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末一年和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东西南北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儿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和那种特殊的背影上，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吗？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吗？！

他们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吗？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吗？

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

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正式工作，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

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增添了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