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15/24页）

中午，他的司机从哈尔滨打来电话，问我见到他没有。

我说还没见，说他是要到我家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来。

司机说：“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前两天，黑龙江电视台还播了他与众多外商签署开发项目协议书的新闻，并有一位领导人物到场祝贺。而电视里的吴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踌躇满志。

司机说：“老板见了你，会亲口告诉你的。”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想了想，并没太往心里去。估计是经济纠纷。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纠纷中，某公司被起诉、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当时往往被传得惊天动地，不久又风平浪静了。

下午三点多，另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司机的话，嘱我千万不要再见他了。对方是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点——于“情义”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说：“不是我见不见他的问题，是他要到我家里来呀。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投毒，四没强奸妇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没见到什么通缉令，他若站在家门外了，我能不给他开门吗？能不许他进吗？”

那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晓声啊，反正你可要心里有数。”

我又认真想了想，仍觉事情的性质不会太严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贩毒、贩军火或出卖国家机密、被收买为特务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决定他来了我还是要见他的。

大约一年前，我曾陈书哈尔滨市的领导，指列吴振海优点、缺点各数条。缺点中诸如：好大喜功，强烈的表现欲，习惯于夸大其词，为了获得成功可能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缺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我来批评、指出他才不生气。我陈书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领导对他有更透彻的了解，更好地驾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更不至于犯法。同时为我们共同的家乡哈尔滨市做更多贡献。

市领导在我的陈书上批语：难得一片诤言，读来令人感动。请吴振海同志阅后自己保留，依言谨慎自戒。

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

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那我不管。师恩不可忘。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

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强。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5000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

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5000元钱。第二次的3000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12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