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13/24页）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20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10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

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100名官员，或者1000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

对方又问：“何以见得？”

“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

“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

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小官员吗？”

我反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200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300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400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献”的“策”云云。

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

那人佯装惊讶：“是吗？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6000元呢，我正好等钱用。”

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

1992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