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9/30页）

　　自由，无边无际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诱惑干渴的鱼儿。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边倏乎闪动的欲望中点燃，化作危险的火种。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作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投奔义军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打仗靠流氓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和张献忠一样，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拦路抢劫的强盗）、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

　　其中，有不少如毛泽东所说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打仗靠流氓”，这是农民战争初起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在特殊时期，“流氓分子”也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多年征战，张献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这使他的军队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暋（mǐn）不畏死，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高兴。我方部队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从这样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张献忠部起义军战斗素养的高超。张部攻取吉安时，大队人马在后，只有“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见来人少，都“聚观”这个人要做些什么。只见这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只铁钩，勾住城墙上突出来的灌木小树，三下两下，“跃而上”。守城兵大惊失色，“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当然是绝大部分明军所不及。

农民的淳朴和残暴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农民阶级的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为富不仁”。

　　随着深入解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而张献忠部则把这种“残缺”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抢大杀大破坏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诸省来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二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忽，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