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10/30页）

　　流动作战，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

　　从唐末黄巢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后勤的作用至关重要。官兵有着强大的后勤支援，有帝国通过国家机器榨取的军饷。而农民军由于素质限制，即使占据了广大的地盘，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队伍，通过赋税形式给他们提供后勤。他们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而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是不必有后勤准备。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军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累赘。

　　正规军虽然拥有后勤资源的优势，却也受到后勤的严重制约。后勤组织和运输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自然没有“抢”来得迅速。明朝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在总结与农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贼兵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而我兵所至，则需要等待粮草，动则呼窘。”通过流动作战，农民军把后勤的劣势变为了速度上的优势。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无常。他们的作战方针，无非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专门占据一块领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一起艰苦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张献忠部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前面所引《张献忠陷庐州纪》记述的那样，他们主要的搜掠目标是骡马，因为这是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银。不过张部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搜掠的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

　　他和李自成的区别，史书这样对比：“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余瑞紫记载张军攻下庐州府舒城后，“进舒城掠人，予随行，见房屋烧尽，骸骨遍地，伤心惨目，潸然泪下。想吾乡亦如是也”。烧了城市之后，还掠走大批人口，充实自己的军队。

　　他记载，张献忠充实军队的办法是，“后回营，次日将前后所掳男女，各营唤出若干。八‘贼’在大门外亲点。先点男，分上中下三等，各处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随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问有愿去家者，另立一边。少刻，一齐杀之”。

　　大抢大杀大破坏，这是张献忠部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恶名远扬的原因。在这次进四川前由湖广撤退时，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领了如此广大的地盘，无所收获。入蜀的队伍中，不仅满载着从湘赣两省收获的物资和财宝，还行走着十数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