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9/12页）

有瓦尔特负责莫扎特的歌剧，托斯卡尼尼就侧重于其他作曲家。不过，在1937年，他初试《魔笛》时，尝试清除剧中他认为过于德国化的余音。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演团队中有几位被纳粹驱逐的歌唱家，包括犹太男低音亚历山大·基普尼斯（Alexander Kipnis）和捷克女高音雅尔米拉·诺沃特娜（Jarmila Novotná）。赫伯特·格拉夫的制作试图保留了一些席卡内德的哑剧童话精神。评论界却反响不一，观众中有人说他们听的是意大利歌剧而不是德语歌剧。[287]

1937年11月，萨尔茨堡音乐节次年的节目已经公布。托斯卡尼尼准备上演的剧目包括《魔笛》，瓦尔特则在另两部达·蓬特歌剧之外加上了《女人心》。然而，因为1938年头几个月奥地利的政局变化和最终的德奥合并，这两位指挥家都未能履约。2月，离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奥地利边境不到一个月，托斯卡尼尼在纽约宣布他将退出萨尔茨堡音乐节。他本想把他3月4日在卡内基厅的演出所得捐给萨尔茨堡音乐节，但他撤回这一决定，并拒绝了布鲁诺·瓦尔特要他再三考虑的请求，转而将收入捐给纽约的无业音乐家和位于米兰的威尔第老年、贫困音乐家收容院。在一份媒体声明中，他宣布将在纽约的音乐会之后前往巴勒斯坦，指挥由他支持组建、以德国犹太难民为主要成员的乐团。[288]

瓦尔特的情况更为复杂。1938年2月，他接受建议，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续签合同，并期待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他在前往阿姆斯特丹巡演的路上听到奥地利投降的消息，意识到自己将在德意志帝国的新地盘无法容身，便于3月14日取消了在萨尔茨堡的安排。约一个月后，法国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 Zay）在4月21日的《巴黎晚报》（Paris Soir）发文称他已经邀请瓦尔特和托斯卡尼尼在法国建立一个和萨尔茨堡音乐节类似的音乐节，选址可能在圣日耳曼昂莱（Saint Germain-en-Laye）、凡尔赛、维希（Vichy）、奥朗日（Orange）或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Théâtre des Champs-Elysées）。[289]瓦尔特显然同意前去，但因为托斯卡尼尼没有明确说要参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290]毫无疑问，瓦尔特愿意帮忙组建法国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为他和妻子在1938年9月获得法国公民身份加了筹码。但在这中间的几个月里，他却不得不面对纳粹制造的更多困境；这证明他从萨尔茨堡辞职、拒绝回到维也纳是正确的决定。例如，在1938年5月，《伦敦时报》报道说，德国当局拒绝维也纳歌剧院的歌唱家赴布鲁塞尔参演本应由瓦尔特指挥的《后宫诱逃》，理由是他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音乐节违约。[291]接着，在1938年9月，他被维也纳民事法庭传唤，伪称他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工作期间逃税，要求赔付80600帝国马克。[292]

战时莫扎特离散群体——美国和英国的演出

布鲁诺·瓦尔特离开了萨尔茨堡，弗里茨·布什成了唯一一个继续大量排演莫扎特歌剧的知名反纳粹音乐家。他是1938年和1939年格林德伯恩的台柱。但是，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后，1940年的演出——本将包括比才《卡门》的新制作——就取消了。不过，布什和埃伯特在中立国依然走红。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监管人在格林德伯恩看了布什—埃伯特制作的《女人心》，对演出质量印象极深，于是他邀请他们在自己的歌剧院里上演这部歌剧。斯德哥尔摩的演出在1940年年初举行，但卡尔·埃伯特不在，他此前接受了去安卡拉导演歌剧的机会。取代他的是弗里茨·布什的儿子汉斯（Hans Busch）。汉斯此前担任埃伯特的助理已有几年。汉斯的首个歌剧制作尽管是在不寻常的条件下上演的，但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成为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历史上首部以原文上演的外国歌剧，堪称标志性事件。[293]

在斯德哥尔摩的演出之后，因为政局恶化，布什全家不得不离开欧洲。之后几个月里，他们从哥本哈根出发（弗里茨是丹麦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长途旅行，经过莫斯科，前往南美，最后在1940年12月辗转到达美国。在这个点上，弗里茨和汉斯开始规划创办一种新的歌剧院。他们打算在纽约成立这种歌剧院，其模板无疑是格林德伯恩，他们希望在美国复制它的艺术原则。他们得到了克里斯蒂家族的支持；最后，在1941年末，“新歌剧公司”（New Opera Company）开始运营。

鉴于在斯德哥尔摩获得的成功，布什提议新歌剧公司第一季除威尔第的《麦克白》（Macbeth）之外还要上演《女人心》。然而，虽然布什和埃伯特在格林德伯恩能够建立理想的工作条件，确保莫扎特歌剧获得成功，受到欢迎，但在美国，要产生这样的氛围，难度更大，特别是排练时会出现相当多人事方面的紧张局面。[294]除此之外，美国公众对莫扎特的歌剧大都不熟，也无动于衷。美国对这部作品的无视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记录中有所体现：20世纪20年代，大都会歌剧院首轮上演《女人心》，共12场，但之后直到1951年才有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