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8/12页）
在整个危机中，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组织者不计代价地排除干扰、坚守原则，不让艺术因政治压力而受到污染。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尽管纳粹的干扰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威胁，他们依然坚持这个原则。即便形势不利，在1933年，当伟大的莫扎特演绎者布鲁诺·瓦尔特登上舞台时，观众席里自发地爆发出让组织者无法压制的同情和支持之声。瓦尔特本场音乐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曲目包括出自莫扎特的一部罕为人知的歌剧《扎伊德》的几段咏叹调，由女高音洛特·舍娜（Lotte Schoene）演唱。瓦尔特和音乐节有着重要的合作关系。他在1925年首度亮相，指挥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的《唐·帕斯夸勒》（Don Pasquale）。1926年，他指挥了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和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的《蝙蝠》（Die Fledermaus）；1931年再度回访，指挥了《唐·乔万尼》和《魔笛》。如前文所述，到1933年时，他已经是纳粹政权下的一个重要的受害者，已被撤去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指挥一职，并被迫离开德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出现在音乐节就有了额外的意义，引发公众表态忠于奥地利，并由此暗示对纳粹骚扰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瓦尔特的出场和观众的狂热响应成了一个重大话题，《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头版报道。这篇报道由弗雷德里克·伯查尔（Frederick Birchall）撰写，题为《萨尔茨堡拥护被纳粹作为“非雅利安人”驱逐的布鲁诺·瓦尔特》（Salzburg Idolizes Bruno Walter Ousted by Nazis as“Non-Aryan”）。文中以鲜活的笔法描述了这场音乐会带来的非凡氛围：
瓦尔特甫一入场，走上指挥台，就迎来了阵阵掌声。他似乎稍有一丝犹豫，好像在想人们会怎样看待他。最近几个月来，他在家乡德国受到的大多是污辱。昨晚，当莫扎特剧院的每一个角落都以掌声欢迎他时，他似乎有点吃惊。但是，当他举起指挥棒的那一刻，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对指挥、对乐团还是观众，还是对于目前由宣传所造成的、为了德国政治而牺牲了德国艺术的形势。萨尔茨堡从未有这样一位指挥以如此充沛的灵感完成了自己的演出任务，从未有这样一支乐队如此高贵地回应着指挥，从未有这样一批观众赐予一场演出以如此响亮的赞扬。每一曲后，都响起了长久而热烈的掌声。音乐会结束后，瓦尔特不得不再次上场，鞠躬致谢。他让舍娜女士也上台分享掌声，因为她也因国家社会主义的雅利安政令牺牲了在德国音乐舞台上的辉煌事业。人们向她献上花束，群众向歌唱家和指挥家投掷着玫瑰。[282]
12.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1933年至1937年间在 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成为反纳粹抵抗运动的象 征。
虽然瓦尔特很明智地没有在公众场合表达他对纳粹恶行的憎恶，但他在1934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演了由舞台设计奥斯卡·施特纳德（Oskar Strnad）和导演卡尔海因茨·马丁（Karlheinz Martin）新制作的莫扎特《唐·乔万尼》，则明确表达出反对其祖国当下文化境况的立场。这次演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坚持打破音乐节传统，用达·蓬特的意大利语原文来演唱。无论他是不是有意为之，这一举动都可以看作对纳粹行径的一种批判——纳粹当时正要变本加厉地抹除达·蓬特对莫扎特歌剧的贡献。1937年，批评家保罗·施台方（Paul Stefan）在撰写关于《唐·乔万尼》的专著时，特别感谢瓦尔特上演达·蓬特原文的胆识和施特纳德富有表现力的布景。对他来说，特别是在六重奏中，施特纳德的布景反映了当时暴力、不安和混乱的情况。[283]
瓦尔特1934年的《唐·乔万尼》如此成功，在接下去三年里，每年都获重演。1935年，在原来的剧目之上，瓦尔特还指挥了《后宫诱逃》。他所选择的优秀制作证明了他对莫扎特的特殊感情。1937年8月，为了向达·蓬特表示敬意，瓦尔特在萨尔茨堡首度以意大利语上演《费加罗的婚礼》。尽管来自欧洲各地（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匈牙利）的主演团队不能以整齐一致的熟练程度运用意大利语，但赫伯特·派泽尔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中赞扬了瓦尔特的创新，并鲜明地嘲讽道：“在德国和奥地利剧院里一天到晚上演的德语版《费加罗》充其量不过是半个《费加罗》。”[284]
尽管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观众明确而公开地宣称认同布鲁诺·瓦尔特，指挥家本人却在表达对纳粹活动的观点时令人敬仰地三缄其口。相反，他的同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萨尔茨堡音乐节当时的另一个台柱，则不打算一言不发。1933年，他违约退出拜鲁伊特音乐节，以抗议纳粹对音乐节的利用，并亲自致电希特勒，谴责当局的反犹政策。[285]次年，他前往萨尔茨堡，在1934年至1937年指挥歌剧和音乐会，吸引了大量观众。但他和当局的关系时起时落；他的原则是决不和任何曾向纳粹示好的音乐家产生联系。1936年，奥地利和德国政府准备互换萨尔茨堡和拜鲁伊特音乐节的广播录音，但因为布鲁诺·瓦尔特是犹太人，他的《唐·乔万尼》将不予在德国播出。托斯卡尼尼发现这一点时，便威胁退出。[286]这一次，他的威胁足够有效，录音交换计划整个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