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11/12页）
这场《魔笛》的演出日期正好是莫扎特逝世150周年纪念当月，日本在四天前偷袭珍珠港，德意对美宣战，瓦尔特和格拉夫选择在这个时候以鲁丝（Ruth）和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in）的英译本上演莫扎特歌剧中最具德国特色的一部，或许颇有深意。鲁丝和托马斯·马丁都是30年代萨尔茨堡的常客。巧合的是，在排练的最后阶段，大都会歌剧院的几位著名歌唱家对纳粹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维也纳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上发表的莫扎特纪念讲话公开表示强烈反感，以此登上了报纸头条。[302]
除了歌唱家的抵制之外，美国的莫扎特周年庆祝活动也是一个机会，以展现了和纳粹宣传的作曲家形象不同的一面。流亡刊物《建设》报道了在普林斯顿西敏寺合唱学院（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in Princeton）举办的莫扎特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是由捷克流亡学者保罗·奈特尔组织的。音乐节期间，这位音乐学家发表了题为《莫扎特和西方世界》（Mozart and the Western World）的演讲。演出曲目包括布朗尼斯拉夫·胡伯曼（Bronislaw Huberman）独奏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18）、《圣体颂》（Ave verum corpus）和《安魂曲》。另有由大都会歌剧院工会组织的莫扎特展，展品包括莫扎特的罕见手稿和头版乐谱。[303]1942年1月17日，美国奥地利艺术文化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ustr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U.S.A.）在卡内基厅举办了莫扎特庆典，上半场由奥托·克伦佩勒指挥乐队作品，下半场是唐·韦尔逊（Don Wilson）和菲利克斯·君特（Felix Guenther）新改编的《剧院经理》，演唱者来自大都会歌剧院，指挥是菲利克斯·沃尔夫斯（Felix Wolfes），制作人是利奥波德·萨赫塞（Leopold Sachse），两人都是流亡艺术家。[304]
12月，布鲁诺·瓦尔特回到大都会歌剧院，在那里首度上演《费加罗的婚礼》，制作人又是格拉夫。演出评论褒贬不一。不过，考虑到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战争，《纽约时报》乐评人霍华德·陶伯曼（Howard Taubman）的评论就值得注意了。他赞扬指挥家和制作人没有把这部戏看作“轻巧的逗笑”：“结果是，这部歌剧的温情、可爱和永恒的人性照亮了这个残酷的世界。”[305]同月的另一场《唐·乔万尼》促使阿图尔·霍尔德在《建设》周刊上思考了更广泛的问题，即奥地利和美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互动：
布鲁诺·瓦尔特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指挥过莫扎特……我身后的一个美国人泪眼模糊地对女儿说：“这是我喜欢的文化修复。”像这样对最高艺术文化的人性表达现在传播到了这里，这是会丰富后世的珍宝。而瓦尔特诠释莫扎特的风格，尽管是那么个人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无法模仿，也将在这个国家成为后世的典范。[306]
战争期间，瓦尔特一直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莫扎特所有的三部意大利歌剧，但因为歌剧院管理层日渐不睦，再加上别处音乐会的压力，这几部作品越来越多地由其他人指挥。重要的是，取代瓦尔特的人里，有不少也是来自欧洲的难民，包括乔治·塞尔（George Szell）、埃里希·莱因斯多夫和保罗·布莱萨赫（Paul Breisach）。后者出生于奥地利，是海因里希·申克尔和弗朗茨·施雷克尔的学生。瓦尔特有可能了解他在柏林市立歌剧院的工作。
大都会歌剧院战时邀请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从这一点看，纽约的音乐舞台很明显对迫于政局而离开欧洲的流亡艺术家相当开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往英国的纳粹德国流亡音乐家就远没有这么幸运。英国的劳工法律非常严格，英国音乐家组织公会（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又要保障自己的利益，音乐界高层担心，要是让外来者在英国展开事业，本地音乐家就会失业。面对这样的限制，流亡音乐家不得不一直和这样的担忧较着劲。
流亡音乐家面对这些困难时表现得极为隐忍。服务于流亡社区利益的文化组织，如自由德意志文化联盟（Freier Deutscher Kulturbund，简称FDKB）和自由奥地利（Free Austria）操办的音乐活动也多种多样，效果出众。巧合的是，他们有一项和莫扎特有关的活动值得注意，即重新整理他未完成的歌剧《开罗之鹅》。这部歌剧构思于《后宫诱逃》和《费加罗的婚礼》之间，战前由意大利作曲家维尔吉利奥·莫塔里（Virgilio Mortari）出版了一个演出版本，1936年在萨尔茨堡演过几次。在移居英国前供职维也纳环球出版社的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费迪南德·瑞德里希（Hans Ferdinand Redlich）认为莫塔里的版本缺乏对莫扎特风格的正确理解，就自己编订一版，以期更忠实于莫扎特的原意。他对此剧的研究成果在1939年发表于一份瑞士音乐刊物。[307]要是环球出版社没有在1938年4月落入纳粹手中，它必然会出版声乐谱和乐队分谱。尽管如此，瑞德里希的版本1939年3月还是在贝罗明斯特（Beromünster）电台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