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8/9页）

外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融入上海经济链条。

上海发电厂是旧上海活力的象征，茅盾的小说《子夜》描写过其厂房顶上的霓虹灯光，火红与荧绿色闪烁着几个英文大字——“光明、热情、权力”。

它是大量小商人、小店主和代理商的温床。外国商业大亨和形形色色冒险家的涌现，使上海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光环之外，又佩戴着殖民地现代化的徽章，而租界是那种徽章的城市造型。仅法租界就五十万人之多，但法国人只不过一千四百多人，外国人总数不超过两万——这从一个侧面可见上海当年的富人之多。

但当年上海的穷人更多，成千上万人租住在污秽不堪的河流上的小船舱中；工人们往往三代居住在小巷口的旧危房中，露宿街头的乞丐比比皆是。他们像牛马一样劳动，挣少得可怜的钱，完全没有尊严和生命保证可言。纱厂里的女童工们经常被热水烫伤。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这么写——看到有起码一百个婴儿在弥漫的水汽中躺在长凳上，而他们年轻的母亲是贿赂了工头才将他们偷偷带入车间的，她们没办法。

穷工人的出路几乎只有两条——要么加入黑帮寻求庇护，要么暗中接近共产党发誓改变社会。

那名外国记者引用外国谚语说：“上海是由一层厚厚的地狱和一层薄薄的天堂组成的。”

如果说上海发电厂当年由霓虹灯组成的“光明、热情、权力”象征着一座城市的貌相，那么，它只实现着极少数人的梦想，与众多中国人的梦想是无关的。

全中国的人都没想到，辛亥革命会结出袁世凯称帝的劣果。牺牲了那么多仁人志士的性命，流了那么多好男儿的血，用民间的话说：“不承想弄出了个这！”

严复对“大清”的感情并不比王国维浅；他是连君主立宪都不赞成的人；他当清朝的官当得很有感觉，也很尽职；他主张改良，而改良是为了“大清”能重新强大起来；他认为比起元、明两个朝代，清朝的总体表现是不错的，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并非是暴政凌民的一贯统治；他为“大清”的灭亡扼腕叹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诅咒梁启超这个君主立宪主义者罪该万死——“小说救国论”实际上起到的是使“大清”速亡的“坏”作用。

梁启超得知后反唇相讥：是他翻译《天演论》先带了个坏头！

而在王国维看来，他俩是一路货色，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而在北伐革命将士看来，大时代的潮流当前，文化只分三类——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三人都介于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间。

后话是——王国维的死，与自己心谙此点不无关系；傅斯年主持民国政府中研院，为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向财政部打申请补助的报告时，还不忘在文中加了一句：“人家的父亲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其在文化传承方面毕竟多所作为。‘逻辑’一词是其发明，仅此一点，即可谓贡献……”

“敌人”二字，意味着在国民党核心人士那里，前账是无法忘记的。但傅氏毕竟非是彻底的政治动物；相反，是骨子里的知识动物、文化动物，故其看人，首先还是着眼于知识与文化方面怎样，不能不令人觉得可爱。

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但连自己明知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也聘用，连死不悔改的保皇人士辜鸿铭也“收编”了过去，其为民国所做之“文化统战”工作，真是堪称卓越。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开了中国人一次冷玩笑；如果说北伐又使国人看到了国家翻开历史新篇章的希望；那么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则一下子使中国跌入了“革命”后的恐怖深渊。

上海曾经“自如”发展的文化局面，从此戛然而止。“海派文化”也随之面目全非，仅成历史话题矣。

连当时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新感觉派”的主力作家们，都因那“恐怖”的气氛而离开上海，各奔一方了，足见那事件对于文化人是多么巨大的刺激。

是故——被国民党人视为“敌人”的梁启超们也罢；被共产党人视为“敌人”的胡适们也罢；先被国民党视为“敌人”后来又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许多文学的文化的人士也罢——说到底，其实都不具备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的敌人的能量。

单靠文学、文化肯定是强不了国的。

若一种政权瓦解了，如清朝、如民国，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文学、文化起了破坏作用；一定有其自身不可救药的原因。

举凡革命，则必号召暴烈的行动，否则无法制胜；而举凡文学，大抵遵循人性立场，违背则遭谴责——此二者之核心主张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