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6/9页）

凡帮会，或易进严出，或严进严出；总之一旦进了，出来就不由自己了——凡此类帮会，性质上其实便是黑社会。

东西南北中各路游民，隐裹着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所到之处，不论城乡，都使民间太平日子更加稀少。士农工商，皆难避兵、匪、帮会三害叠加之苦。

前所述民国之种种曙光般的新现象，如币之一面；而另一面，如人间炼狱也。新现象在大都市，炼狱似的一面，在民间的最底层。

蒋兆和的《流民图》，是当时画家用画笔留下的在现场性的历史画像；而鲁迅的小说《肥皂》，也对人口买卖给出了证言。

至于文化，在民间的最底层中，传统的已然瓦解，现代的尚未成形。

再至于文艺，实际上接近是没有了——乡村的普通农家的孩子，不复再能像鲁迅小时候那般看到社戏了；小镇的劳动大众，也很少有幸在菜馆听段评书了；二三级城市的中产人家，家里能订份报看连载市民小说的，就算是少有的文艺欣赏与享受了。

民国的另一面，在《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茶馆》《春蚕》《包身工》《为奴隶的母亲》《月牙》《骆驼祥子》中……

难怪乎孙中山出那种悲怆之言；

难怪乎蒋介石对军阀笼络与憎恨交织；

难怪乎底层常有人叹曰：还不如大清朝年光好的时候！

中国之文化启蒙，实际上，“五四”之前已成景象。严复所译之《天演论》，未尝不可以视为第一次文化启蒙的“破冰事件”，其影响远超过其他翻译书籍或文章。由是，乘风者众，或出于开启民智，易变民习的真诚，或只不过为了成名获利。

梁启超斯时著文，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氏文风特点之一，便是每将观点推向极端。其所言“人道”，亦非仅指人道主义，而是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全部做人准则——那些准则，《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学读本中不是一再宣扬了吗？孔子思想、《朱子家训》、经史子集里，不是也一再强调了吗？

然而梁氏看出了问题——只教诲得了学子，难以深入民间。

应该说他看得还是比较准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小说足以救国乎？若国还是老样子的国，民又怎么能靠新小说而如其所愿成为新民呢？

有怎样之国，亦有怎样之民——他回避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他所言的新小说，是相对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书、戏剧的一种概念。

附合其观点的有两种声音。

一种予以发挥，以法国为例，认为“今日法人之安享共和政体之福，皆小说诸家之所畀”。

这种附合，强调文化启蒙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梁氏貌和，其“道”相左。

一种予以深究，认为如上小说、评书、戏剧，皆毒化民心之根源，“其文采愈足以自饰，则其流毒愈深极远”。——于是自成小说害民亡国论。这不是梁氏本意。梁氏虽鼓吹所谓新小说足可新民，但还不至于“极左”到认为旧小说、评书、戏剧都该一扫而光的程度。

反对梁氏的声音也是有的，同样从国与民的逻辑关系上表达质疑。

一个事实确乎是，在关于小说的大讨论时期，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到冒险小说、言情小说、苦命小说、复仇小说等等，种类极为繁多。因广受欢迎，报刊每登广告以高酬求稿。而最为盛行的，乃翻译小说。因为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小说，对于中国人，似乎最符合新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时，某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家也曾是文学青年，瞿秋白发表过很“布尔乔亚”的抒情诗；方志敏发表过小说；张闻天的诗作和散文频频见报，并且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今人对陈毅的律诗已不陌生，而他当年发表过多首特抒情的白话诗。

那时，有三座城市，最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折射出时局动荡、民心涣散、四分五裂、难以整合的中国形态。

北京朝野内外，仍在为中国的体制问题而各派角力，明争暗斗，每每刀兵相向。致使古都上空，经常乌云密布，官民各界，每每人心恓惶。

广州人则有两类——一类一门心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类趁乱捞钱，官倒民倒齐踊跃，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不但贩货，而且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