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5/9页）

第三，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报章和书籍内容通俗易懂了，识字且关注国家之事的人多了，报刊的受众自然多了。仅当年的北大学子，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与同窗们编的一份学刊，经年便发行到一万余份。此事亦足见蔡元培身为校长的爱才眼光，他热忱支持，拨发可观经费以促其成。

报业尤其兴旺的上海，当年某条街上，即有报馆多家，牌匾接目呈现。一方面解决了文科学子的就业问题，一方面使舆论监督有了可以形成合力的新闻与评论平台。“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修《春秋》的初衷，在后来的当时，几成中国气候。并且，由而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职业记者与报业家。连瞿秋白任中共领导人前，也曾以记者闻名。其他报刊与出版业重量级人物，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晓，举不胜举，略过可矣，不赘述。

第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女性的知识化、社会化、人格及精神之独立意识。

实际情况是，在新文化运动前，早有女性先驱们为此努力了——1898年，谭嗣同之妻便与康广仁（康有为一弟）之妻合办了《女学报》，于是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由三十多位女性担纲主笔，影响逾国。此外，出现了《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女性办女性撰文面向女性的报刊。到1907年，仅天津一市，女子学堂已多达一百二十余所。论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不可不提女性先驱们的首勋。因白话文的易懂便写，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好风凭借力”，也是事实。除女性报刊的增多，面向儿童少年的报刊也出现了深受他们喜爱的新种类，如《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时代》。

第五，最为“好风凭借力”的，当然更是文学。白话小说、散文、诗与杂文、时评政论、小品文、读书随笔、文学艺术评论，争奇斗艳，你花开后我花发。报刊与文学互利双赢，确可以繁荣二字形容。自然，文字交锋鏖战与“口水仗”此起彼伏，民主与民生言论层出，文化与文明主张常见，各种主义之宣言激荡、冲突、共存，比春秋时期还要芜杂多元，像极了西方的文化启蒙世纪。白话文也使中译外、外译中变得较为得心应手，促进了中外之文学的、文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了解、介绍、欣赏、借鉴——总体来说，因为中国落后的方面多，西方现代文明的方面显然，西风东渐远超过于本土文明与文化成果的输出——在后一点上，最有资本一傲的倒是保皇心至死不泯的辜鸿铭，因为他用英文翻译的古典诗词与古文化经典最早最多……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似乎便是近代中国之一个最好的时期了？

实则不然，以上只是文化及思想景象单方面状态，或曰仅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知识分子单方面的感觉。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好与不好的史论，也要看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感觉如何。

从史中难以觅见他们直接留下的记忆。

幸而有人可以替他们间接留下印象——便是民国之父孙中山。

辛亥之后，孙中山曾悲言：“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反令民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这乃因为——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府班子更乏实际权力可言。清廷时的封疆大吏，曾因其逊位，一度摇身一变成为民国之地方长官。他们碍于袁氏毕竟是逊位诏书中指定的组阁人，并且自己成了大总统，虽皆心有不服，却也都不便公开竖起反旗。但袁世凯一死，群龙无首，中国再度陷于“领导班子”半虚空的局面。新军阀们其实都乐见此局面呈现——或企图据省独立，拥兵为王；或生更大野心，觊觎大总统宝座。一时间，所谓“自治”舆论，再次甚嚣尘上。而军阀麾下，经常发生哗变、分裂、叛离的情况。于是如鸡生蛋，蛋生鸡般，衍化出众多小军阀，也割据一方土地，占领一座或几座城市，过诸侯王之瘾。鲁迅诗“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两句，正是当时国家局面的逼真写照。军阀们之间互不安生，你欲吞并我，我欲消灭他。军阀战争，遂成民生大患，土匪趁隙滋生，更使黎民深受其害。军阀欲剿收土匪，以充兵源。土匪也袭击军阀部队，抢军火，掠给养，以壮大自己。是故，使黎民苦不堪言之事，兵灾第一，匪祸第二，自然灾害第三。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若天灾人祸并加于民间，民间苦难重矣。从晚清到民国，民间历经惨乱，又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烧杀，继而历经北伐及后来的军阀混战，已可谓千疮百孔、哀鸿遍野了。清末时期，背井离乡之民多时已达千几百万，至民国，近两千万矣。初是逃灾避难的流民，渐变为有家难归的游民。游民所到之处，居无定所，生无稳业，有堕为盗者，有沦入帮门者——于是帮会发展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