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革命，皆需昭示理想，于是必维护高尚激情；而举凡文学，总是面向民间，于是每见现实之常态——此二者之“规定行为”的不同。
即使拥护革命如雨果、高尔基者，后来都与革命发生意见分歧，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原因。
“存在的即合理的。”——此言不但适用于解释革命，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文学、文化。
21世纪的中国，若能以超乎以往任何时代的包容性看待文学与文化，则新时期之新又加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