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8/24页）

“级别分等”在唐朝高歌猛进，服饰上的等级元素不断繁衍，分等趋于细密高峻，服饰等级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张。南北朝的皇帝通天冠上面有五梁，官僚的进贤冠则为三梁、两梁、一梁。唐朝官僚的梁数依旧，皇帝的通天冠却变成了二十四梁了，据说那“二十四”是“天之大数”(68)。始于北周的“品色”之制，在唐大行其道。秦汉文官服黑、武官服赤，颜色用以区分职类。唐朝则用颜色区分等级，官僚的弁服、袍服、袴褶等，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青，格外醒目。服饰的各个细部都按官品做出了规定，不能乱用。如隋唐的皮弁以玉琪为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如唐朝官僚的腰带，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銙以犀，九品以上銙以银，庶人銙以铁；等等。隋唐以后冠服上的等级元素之多，是大大超过秦汉的。比如说，汉廷只规定了官贵妻子的服饰；而这时对官贵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衣帽饰物，朝廷全都要管，不厌其烦地一一条列，甚至规定到了袖子的长度和衣裳的曳地尺寸之上(69)。而秦汉的同类规定，就远没有那么多、那么细了。进而服饰等级的调整范围，也大大超过了秦汉。南北朝隋唐间，也不断有新兴的冠帽被纳入冠服体制，如幞头（折上巾）等，由此带来了新的“自然差异”；但繁密的服饰等级规定，总体说是令唐帝国的礼服远离了“原生态”，大不同于汉朝那种“自然分类”了。

除了冠服的“级别分等”的强化和服类的一元化，其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演进，就是“场合分等”的强化。所谓“场合分等”，就是依活动的正规程度与典礼的庄重程度，而定冠服等级。官僚品位结构趋于一元化了，冠服体制趋于一元化了，则不同官职的异质性相应减小，冠服间的差异相应减小，那么，官僚们在何种场合用何冠服的问题，即“场合分等”问题，就相对凸显了。

“场合分等”是以“场合差异”为基础的。不同场合用不同服饰，像婚礼穿婚服、丧礼穿丧服，原是生活的常情，不必定导致“分等”。然而帝国等级制的发展，也体现在政治活动的规格分等上。在与天地神灵相关、与皇帝相关、与大政相关的场合，其礼节就更隆重，其冠服规格就规定得更高。你去祭天地，你去见皇帝，你就不能是衙门里的日常打扮，你就得用最特殊最麻烦的办法穿，不得率易不准偷懒。所以，“场合分等”是帝国等级制的又一侧面。

汉代服制的“场合分等”，大概祭服比较突出一些。此外还有一种“五时朝服”，与五郊祭祀相关(70)，也属祭服。其余各种场合，官僚一般穿着固定的冠服(71)，一成不变。《续汉书·舆服志》：“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根据“其余悉为常用朝服”一句，就可以认为东汉冠服只分“祭服”、“常服”两大类。在北朝，冠服规格变繁密了，“朝服”、“公服”、“常服”等概念明晰起来。

史家追叙隋朝冠服，引人注目地采用“四等之制”概念，“四等”就是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对“四等之制”的考辨，详见本章第六节。）唐朝冠服的“场合分等”，大致说包括5个服等：祭服、朝服（具服）、公服（从省服）、“公事之服”，及燕服（常服）。祭祀大典，使用冕服；重要典礼如陪祭、朝飨、拜表等场合，文官用梁冠、绛纱单衣等组成的朝服；较低规格的典礼用公服，公服比朝服简化一些，武官则用武弁（此外朝参还用过袴褶之服）；“公事之服”则是日常办公之服，对文官是弁服，对武官是平巾帻；燕居休闲，用燕服。“场合”之分等，为冠服体制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

朝服与公服之别，是服等形成的关键。朝服是为“具服”，以服饰具备而名之；公服是为“从省服”，比朝服省略了若干服饰。“从省”的概念始于北齐，经隋文帝、隋炀帝而到唐大致定形。唐朝的具服由“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构成；从省服由“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双佩，乌皮履”构成；又因官品不同而有省减(72)。略见下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