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10/24页）

与此同时，冠服饰物的各种等级规定，依然细致而严明；服饰等级手段的调整范围，旁及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下及庶民、工商、僧道。天底下的人穿什么、戴什么，政府都觉得有义务管、有权力管，甚至管到了异族藩邦，对“外国君臣冠服”亦以专门的条文规定之。当然，民众是否严格遵守那些规定，又另当别论了，历代“车服逾制”的现象史不绝于书。传统中国就是如此，法律繁密却不严格遵守，大量的人处于“违法”状态，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服饰禁令也是如此。然而即使明知禁不过来，在制度上朝廷仍不肯放弃干预权力，对“车服逾制”照样下令禁，这事情本身就足够重要了。

五　从“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

本章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探讨《舆服志》与王朝典章的冠服叙述模式。前已指出，冠服叙述模式上，存在着一个“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的变化。本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明政府对各色人等的服饰施加全面管理，包括各种杂职人员。杂职人员使用特殊冠服，历史前期已然，明朝就更细密了。仍引《明史》为例：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皇帝冠服，皇后冠服，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九嫔冠服，内命妇冠服，宫人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妃冠服，亲王冠服，亲王妃冠服，公主冠服，亲王世子冠服，世子妃冠服，郡王冠服，郡王妃冠服，郡王长子冠服，郡主冠服，郡王长子夫人冠服，镇国将军冠服，镇国将军夫人冠服，辅国将军冠服，辅国将军夫人冠服，奉国将军冠服，奉国将军淑人冠服，镇国中尉冠服，镇国中尉恭人冠服，辅国中尉冠服，辅国中尉宜人冠服，奉国中尉冠服，奉国中尉安人冠服，县主冠服，郡君冠服，县君冠服，乡君冠服。

《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三》：众臣冠服，仪宾冠服，状元及诸进士冠服，儒士、生员、监生巾服，庶人冠服，士庶妻冠服，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朝会大乐九奏歌工巾衫，宫中女乐冠服，教坊司冠服，王府乐工冠服，军士服，卫军士、力士服，皁隶公人冠服，外国君臣冠服，僧道服(77)。

比较《续汉书·舆服志》那种叙述模式，我们觉得有两点值得阐述。

第一点，暂不考虑《明史·舆服志二》中的皇帝和皇族，先看《舆服志三》中所叙各种人员，那种对形形色色人员冠服的一一规定，是否与前文所阐释的“冠服一元化”趋向相悖呢？

这问题仍要从“主体冠服”考虑。“冠服体制”是就官僚主体和冠服体制的重心而言的。官僚主体就是品官，冠服重心就是《舆服志三》中的“众臣冠服”。官僚等级制的一般规律是：级别越高，越倾向品位分等；级别越低，越倾向职位分等。在中国古代，对品官和流外胥吏的管理原则截然不同，前者重分等，后者重分类；进而其冠服规划的原则也不相同，前者重级别分等，后者重职事分类。唐朝及宋前期，流外官也有九品，宋以后流外连“品”也没有了，泛称“流外”而已。百杂职事各有其服，实行“职事分类”的服饰制度，反过来证明了汉代冠服的“职事分类”色彩，是与“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相通的。而那种“吏治”精神及服饰安排，在历史后期还残留着，但只残留在“流外”部分，并体现于冠服之上。

冠服体制变迁的背后，是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主体冠服”与杂色人等的冠服区分，因流内流外制度的出现而强化了。汉代官阶没有流内流外，高官与小吏冠服相通。据《续汉志》，进贤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可以看到，汉朝的官吏从上到下都用进贤梁冠，从公侯直到小史、私学弟子。“小史”极其卑微，有时由十几岁的孩子担任(78)，然而也能戴进贤冠；私学弟子根本不是官儿，然而也能戴进贤冠。可见进贤冠的使用上，官与吏并无隔绝。南北朝到隋唐发生了“官、吏分途”，出现了流内流外，这随即就反映在冠服体制上了。叶炜君对此有细致考察。首先从“冠”说，唐朝品官之冠“不通于下”，流内文官所用进贤冠、武官所用武冠，流外胥吏不能戴了。其次从“服”说，流内品官的朝服、公服，流外胥吏不能穿了，另穿“绛公服”、“绛褠衣”(79)。主体冠服与“流外”一刀两断，品官、胥吏各服其服、两不相混，给流内外制度投下了身份性的阴影。汉代进贤冠“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的情况，成为陈迹。

第二点，《明史·舆服志》对杂职人员的冠服叙述，也与《续汉志》不同了。《续汉志》的叙述模式是“以冠统服、由服及人”，《明史·舆服志》则“以人为纲、由人及服”。二者之异，示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