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12/24页）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冠服变迁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官僚品位结构的变迁并非冠服变迁的唯一动因，还有更多因素影响着服饰面貌，例如服饰习俗的自身变迁，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等等。例如蟒龙纹样的使用在明朝限制颇严，在清朝就宽松得多了，那并不意味着清朝冠服的等级性松弛模糊了，而是另有原因，与满洲早期文化风俗有关。满族在较早时候自由使用蟒龙的风俗，叠加在清朝的冠服体制上了(81)。本章所用概念和所揭线索，也不能说涵盖了冠服体制的所有问题。一般说来，衣着习惯可能从社会高层滑向底层，但也可能由底层流向上层(82)，传统中国当然也存在着这两种流动。至少我们看到，各代都有一些新起衣帽、饰物和纹样，原系平民所用，但后来被纳入了冠服体制。同时，也有宫廷妆饰普及到民间的事情。其变迁规律需另行讨论。除了协助处理官职和官僚的分等分类之外，冠服制度在标识和构建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各种服饰元素的文化象征意义，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推敲之处。就方法论而言，在冠服外还有更多礼制，都可以采用类似“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方法，从等级、品位角度加以研究。当然这要俟以来日，以及大方之家了。

六　附论《旧唐志》所见隋朝冠服“四等之制”

前文的阐述涉及了“服等”制度。这个制度前人落墨不多，仍有若干细节需要澄清。

所谓“服等”，就是按典礼与场合之庄重正式的程度，把所使用的冠服分为若干等。为什么把这个制度称为“服等”呢？是依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此《志》在追述隋朝冠服时，使用了“四等之制”之辞。我们就采用了那个“等”的提法。

但在采用了《旧唐志》“等”的提法之时，也要指出《旧唐志》对隋朝各服等的具体阐述，存在问题。兹将相关文字节略如下：

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

平巾帻，牛角箄簪，紫衫，白袍，靴，起梁带。五品已上，金玉钿饰，用犀为簪。是为常服，武官尽服之。六品已下，衫以绯。

弁冠，朱衣素裳，革带(83)，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象牙为簪导。五品已上，亦以鹿胎为弁，犀为簪导者。加玉琪之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三品兼有纷、鞶囊，佩于革带之后，上加玉佩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

三师三公、太子三师三少、尚书秘书二省、九寺、四监、太子三寺、诸郡县关市、亲王文学、藩王嗣王、公侯，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门下、内书、殿内三省，诸卫府，长秋监，太子左右庶子、内坊、诸率，宫门内坊，亲王府都尉，府鎭防戍九品以上，散官一品已下，武弁，帻。侍中、中书令，加貂蝉，佩紫绶。散官者，白笔。御史、司隶二台，法冠。一名獬豸冠。谒者、台大夫以下，高山冠。并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白练裙襦，绛蔽膝，革带，金饰钩▌，方心曲领，绅带，玉镖金饰剑，亦通用金镖，山玄玉佩，绶，袜，乌皮舄。是为朝服。……

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为祭服。

《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概括很简洁明快，直接袭用“四等”叙述隋朝服饰，对学者是很便利的。然而一般性地把常服、公服、朝服、祭服视为“四等”，是一回事；《旧唐志》对隋朝常服、公服、朝服、祭服的具体阐述，又是一回事，未必稳妥无误。有些学者迳袭其说，却弄出了混乱。比如王宇清先生论隋朝冠服，先按照《旧唐志》把弁冠称为“公服”、把平巾帻称为“武官常服”；随后叙唐朝服类，仍把皮弁称为“文官九品以上通用之公服”；可在后文王先生又这么说：具服亦名朝服，从省服亦名公服(84)。那么“公服”到底指皮弁，还是指从省服呢？显然自相矛盾了。而且这个矛盾，显由《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提法引起，源于《旧唐志》中的“弁冠……是为公服”那一句话。孙机先生对《旧唐志》“四等之制”的说法有所批评，可孙先生的意见本身，也不无可议之处。

不光是隋朝服等，即便唐朝的服等概念，人们的使用也存在混乱。沈从文先生称，唐朝官贵“平居生活，公服、便服都比较简单，一律穿圆领服。”(85)然而就服等概念而言，“公服”并不是圆领服，而是绛纱单衣、白裙襦。曾慧洁先生说：唐朝“朝臣官吏的常服和朝服基本相同，只是一品至五品在佩带上用纷鞶，不用绶和剑。”(86)他所说的“常服”其实是公服。许南亭、曾晓明先生说：“武德令把衣服分为祭服、朝服（也叫具服）、公服（也叫从省服）、常服（也叫燕服）。”(87)然而唐朝冠服不止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等。我们认为，弁服也曾构成一个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