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7/24页）

帝国初期的新式吏员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来得及发展为一个官僚阶级。但随政治演进，官僚在神州大地上逐渐扎下根，官僚等级与官场尊卑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冠服体制也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了。明代的朝服高度“一元化”了，不论文官、武官还是法官，一律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然后再用九等梁冠区分高低；汉朝则是文官、武官、法官、“宦皇帝者”和各色杂职各穿各的。不同职类穿不同冠服，你穿你的、我穿我的，就不利于等级比较；让不同职类穿同一种冠服，就便于进一步用服饰细部来区分尊卑、比较高下，从而强化“级别分等”了。

四　汉唐间冠服体制的变化趋势：场合分等和级别分等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若拿秦汉王朝的实用冠服跟礼书所见冠服相比，则礼书中冠服的等级细密整齐，经常超过实用冠服。像《周礼》“六冕”的冕旒等级就是如此，它比周秦汉的实际冕制复杂多了。可见早期政治文化之中，就已蕴含着繁密冠服等级的发展动力了。战国秦汉间的冠服体制“断裂”，只是一时之事。魏晋以下，王朝冠服的变化趋势，是渐趋一元化，强化等级性，冠服体制的重心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服饰上的等级元素由疏而繁。

魏明帝看到高山冠跟通天冠、远游冠样子太像了，就把高山冠“毀变”为进贤冠的样子，以令君臣有别(56)。他还不准公卿在冕服上使用黼黻，以免“拟于至尊”(57)。魏晋南北朝各朝虽然沿用了很多汉式的冠类，但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北齐的五品以上命妇，“以钿数花钗多少为品秩”，一品九钿、二品七钿、三品五钿、四品三钿、五品一钿(58)。可见就连官僚家属的服饰，也严格以官品为准，远比汉代细密了(59)。北周利用《周礼》“六冕”实行冠服大复古，创造了一套极复杂的等级冕服。兹依《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将北周冕服制表如下：

这个体制的森严繁密，为秦汉冠服望尘莫及。它虽系一时之制，也未必真的实行了，但毕竟反映了一个宏观趋势，即冠服等级性、一元性的强化趋势。北周的公、孤、卿、大夫、士爵称实际就是官品的翻版，它们与五等爵称组成了十多个冕服等级，远过汉朝，汉朝的进贤冠只分三大段落而已。

梁陈、北齐、北周三系制度，在隋唐合而为一，呈“百川归海”局面。学者随即看到：“隋朝开始，官职越立越多，仪礼越分越繁，以服饰区别上下的功能也就愈益显著”(60)；隋朝舆服是一系列“等级鲜明的舆服”；唐朝“文武百官之服专在明等级”(61)。黄正建先生特别指出，由于南北朝以来“常服”日益重要了，隋唐统治者就把“常服等级化”作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62)。

隋朝开皇时期的冠服承袭了南北朝冠服，也沿用了很多汉朝冠服。隋炀帝的大业服制发生了变化：“诸建华、鵔鸃、鹖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前代所有，皆不采用。”(63)吴玉贵先生评论说：“官员依品级各有等差，废除了前代行用的建华、鵔鸃、鹖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许多繁琐的服饰。”(64)服类趋简了。来自汉朝的獬豸冠和高山冠还在，但獬豸冠只是为了标识法职的特殊性，才保留下来的；高山冠的外观已“梁依其品”，向梁冠靠近，变成进贤冠的附庸了。官员依官品而定冠服，与废除若干繁琐冠式，二者系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它们在冠服主体部分造成的变化，就是服类减少，“不同职官穿不同冠服”的做法淡化，“职事分类”分量下降，“级别分等”相应浓厚起来了，以官品为准而在同一套冠服上制造差异，转成冠服规划的主导思想。冠服体制的重心，逐渐由分类向分等偏转。

《新唐书·车服志》称唐朝“群臣之服二十有一”(65)，服类似乎又趋繁了。不过细考其事，也不尽然。郊庙武舞之平冕、文舞郎之服委貌冠，监察司法官员之法冠，内侍省内谒者、亲王司阁、谒者的高山冠，亭长、门仆的却非冠仍被列入冠类(66)，是受了汉人冠服表述方式的影响，但也只是汉制残留下来的一个小小尾巴而已。杂色人等的冠服，实际已与品官冠服区分开来。分析“趋简”或“趋繁”之时，应把主体冠服和杂服分开来看，两部分的变迁趋势并不一样。官僚主体部分的冠服变化趋势，仍是类别趋简而级别趋繁。进贤冠、高山冠、法冠等都属于“朝服”。朝服部分，谒者另用高山冠、法官另用法冠，类别稍繁；但在“常服”部分，法官、谒者就没有特殊服饰，服类简化了。汉代的法官在各种场合都用法冠，而唐代法官大事用法冠，小事另用常服，同于其他文官(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