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17/24页）

唐朝“常服”可以专指燕服(107)，但弁服似乎有时也算常服(108)。又《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说“太宗……常服则有袴褶与平巾帻”，那么平巾帻还真可以说成是“常服”的。但《新唐志》叙述太子之服，先说平巾帻是紫裙白袴，又云“常服则有白裙襦”，那么紫裙白裤的平巾帻又不算常服了。又如“其在京诸司文武职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并每日入朝之时，常服袴褶”(109)，话中以袴褶为“常服”。而在“帝、后俱兴，尚宫引皇帝入东房，释冕服，御常服”(110)、“近日惟郊庙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并祇常服行事”(111)这类记述里面，“常服”明指祭服外的冠服，朝服通天冠、进贤冠都在常服之列。“常服”的各种意义，列为下表：

那么“常服”可指祭服之外的冠服，可指祭服、朝服之外的冠服，也可以特指燕服。看来“常服”概念是比较散漫灵活的，含义不太确定。所以在讨论服等之时，对那套折上巾、袍、靴构成的服饰，我们觉得特称“燕服”为好，称之为“常服”则难免纠缠不清。反过来说，也不能见到“常服”就认定它必定是折上巾、袍、靴。称平巾帻为“常服”，未必就是错误。

唐后期服等发生了一些变化。马端临说，“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细考《唐六典》、《通典》与两《唐志》，四者对公服、弁服及其用途的记载，其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唐六典》说“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通典》所述与《唐六典》相同(112)。按照《通典》与《唐六典》的叙述，弁服与公服各有其用，并不重合。《新唐志》的说法。就不同了，先称“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随后又云“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这样一来，弁服用于“公事”，从省服也用于“公事”，二者的运用场合发生了交叉。《旧唐志》叙述了平巾帻，却根本没记弁服，同时又说唐朝的公服是“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公服的用途包括了“余公事”，似乎把“寻常公事则服之”的弁服的领地兼并了。兹将其间差异列为下表：

我们暂时推测，《唐六典》与《通典》反映的是较早情况，其时公服和弁服有明确分工，互不相扰，是两个服等。但唐后期弁服的使用场合逐渐缩小，被公服压缩了。在这时候，朝服、公服、弁服3个服等开始简化，开始向宋朝的朝服、常服两等演变，隆重的朝礼用朝服，日常公事用常服而已。

唐后期公服有兼并弁服之势，由此走向宋朝的常服制度。从用途和规格说，宋朝的常服与唐朝公服在服等上相近，具体所指的冠服则不相同。《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朝服即进贤冠加绯罗袍、绯罗裙。至于常服，是幞头与曲领大袖衫，其服色依官品而定。同书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所谓“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一句，说的是唐制而非宋制；“今谓之常服”，并不等于宋朝的常服也是朝服之“从省”。宋朝的朝服是梁冠、朱衣朱裳，常服是幞头、曲领大袖衫，服色依品级而异，二者间并无“从省”关系。

唐宋间服等变化的更多细节，有待另行详考，本文不赘。但要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服等”主要是个规格与场合的概念，至于各服等所对应的具体服饰是什么，则是因时而异的。某种服饰跨越了两个服等的情况，时或出现；各服等的名称未必总那么严格，有时也用得比较随意。所以对服等的结构，要从“场合”、“服饰”、“名称”三方面综合考虑。

至于明朝，以梁冠、青罗衣、赤罗裳为祭服，以梁冠、赤罗衣、赤罗裳为朝服，以乌纱帽、盘领右衽袍、束带为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为常服，嘉靖皇帝还为官员制定了燕服。就是说，明朝冠服也有5个服等，与唐朝服等之数相同。

【注释】

(1)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2)傅克斯：《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3)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