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10/18页）

曹魏皇帝着手提高侍从的地位，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任以名士。魏明帝云：“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74)门下的侍中、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由此地位大为提高，官数膨胀。魏晋以下侍从系统的膨胀，是很有时代性的。首先是在皇权不稳、政治动荡之际，皇帝企图利用侍从制度，来强化其与官僚、士人的个人关系，以此自我维护。这从魏明帝的话中就看得出来。其次，兴起中的士族门阀阶级期望更多的品位性官位，来满足其占据位望并尸位素餐的政治需要。

作为侍从，这些官职的职责很不确定。据云它们曾有“平尚书事”的职责，但只是一时之事；又云其“掌谏诤”或“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也散漫不定的。侍中、散骑、给事中、奉朝请诸官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例如被用作加官，构成入仕起点与迁转阶梯。在南北朝，这些品位性官职构成了“东省”，而另一批禁卫军校之职，由于用于加官（南朝特称为“带帖”），用作起家迁转之位，也具有了类似性质，从而组成了所谓“西省”。东西省的官要番上值班，要承担很多随机事务，例如出使，并由此获得选任资格。所以，南朝的东西二省与汉代郎署，是很相似的；就其功能及其在官制中的结构性位置而言，不妨说东省上承汉代的三署郎，西省上承汉代的羽林郎、虎贲郎。北朝也有东西省，二省都是散官充斥之所，其中的西省武职散官，已“文官化”了。除了番上值班之外，大量临时差使，会随时落在两省散官的肩上：“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75)

曾属“宦皇帝者”的太子侍从，在魏晋南北朝也膨胀开来了。东宫士人荟萃，其官属的员额、清望，比汉朝有明显提高。太子舍人、太子庶子、洗马等多达36人，都任之以名胜，成为权贵子弟的起家之选。太子师傅增加到了6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还以诸公居之。此后士人便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76)，即以任职东宫为荣的意思。晋代还有这样一个制度：先做东宫官属，然后迁尚书台郎(77)。由此形成了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惯例。唐朝的东宫官仍属“清望官”。宋明清的太子师傅如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类，都是显赫的加衔。明清的太子洗马，则成了翰林官的迁转之阶，满汉各有其员。“加宫衔”不必真的奉侍东宫，那只是一种品位、一个名号而已。

贵臣豢养舍人之制，魏晋犹然。三公、将军等都有舍人。王朝开始为高官的舍人设置定额。大将军府可置舍人10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一些中央机关中也设有舍人，例如中书省有中书舍人。南朝中书省的舍人颇能弄权，所谓“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机要”即就中书通事舍人而言。至唐，中书舍人居然变成清官要职了。郎、从官、舍人本来有浓郁的“私”的色彩，但随帝国体制的发展，这个制度部分被逐渐纳入官僚行政范畴，从而公职化了；同时其“私”的方面，也依然存在着，如大臣置舍人。

唐朝中书省官与门下省的主要官员，特称“供奉官”，被比拟为皇帝侍从。传统政治体制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是公共制度，皇帝是国家象征，官僚是国家官员；而另一方面，国家又是皇帝私产、官僚又是皇帝臣妾。官僚体制是个理性化机构，若其“公”的方面过于凸显，官僚认为自己只是为国家效力、为组织效力，则其对皇帝的个人性忠顺就可能淡化；所以专制皇帝又采取措施，来给朝臣涂抹上“私”的颜色，以维系其对皇帝的无条件效忠。“供奉”、“侍从”概念，就在那些措施之列。

供奉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任其职者，朝谒时别为一班，以示身份特殊，其他百官则依品秩为班。武则天时，御史、拾遗、补阙加置“内供奉”员。宋朝有“侍从官”。曾敏行云：“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78)北宋前期，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学士、报恩文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均为侍从之臣。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六部侍郎亦属侍从，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为“小侍从”，外任官带待制以上职，则称“在外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