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7/25页）

由此看来，依爵补吏的制度其实相当暧昧。在二十等爵产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爵者的做官机会可能较大，但那恐怕只是一时之事，而且所任应该主要是军吏，军爵本来就是从军职来的。张金光先生说得很公允：“一般说来，在军内，军功爵与军吏往往是比较一致的。获得一定级数军功爵者，入军中可任相应军官。……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官、爵关系就表现得比较疏阔。”(88)无论如何，“以爵为官”的制度在秦汉并没有发展起来。秦国有爵的士兵数量大概不少，秦汉间赐爵更为猥滥，汉廷进而普赐民爵，满天下都是有爵的人，若让他们全做官的话，就剩不下多少种地当兵的人了。

汉武帝曾采用过一些措施，给了人们“依爵补吏”的感觉：

1.《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有司言：“天子曰‘……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索隐》：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武功爵第七；五大夫，二十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于五大夫、二十爵第九，故杨仆以千夫为吏是也。）

2.《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3.《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集解》：《汉书音义》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军用不足，令民出钱谷为之。”）

上述史料显示，汉武帝时有“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除千夫、五大夫为吏”的做法。程大昌也看到：“自秦及汉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为吏也”，而汉武帝时“则遂得以买爵入官矣”！(89)

这不就是依爵做官吗？如何认识这些做法呢？细审其事，我们仍能发现：第一，以爵入官只发生在出资出马的“买爵”场合；而这种“买爵”被认为与军功相若，民众出资被看成是对国防的贡献，国家所以要用爵级来酬报。第二，汉武帝为此另行制定了“武功爵”，专供买卖。如朱绍侯先生所说，另设武功爵“是想使军功爵制借尸还魂，以提高军队的士气。”(90)西汉的二十等爵变成了一个身份系统，其褒奖军功的特定性淡多了，所以要另外专设武功爵。那也显示，“补吏”其实是与军功或与出资、出马相关的，出资出马被认为与军功相若。第三，“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的记载还表明，当时还有强迫“千夫及五大夫为吏”的做法，不想为吏就得出马。西汉马价有5454钱的，有5380钱的，有5884钱的，最贵有15万的(91)。可见“为吏”的好处未必很大。这也跟历史早期的观念有关：“为吏”虽是个跻身政坛、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也可以看成一个差使、一种服役，甚至一份额外负担的。《傅子》云：“入粟补吏，是卖官也。”(92)可那是后人的观念，在先秦至汉初那不被认为是“卖官”，“入钱谷”乃是对国防的贡献，与军功相若，理应酬以爵号吏职，不是卖。

类似的赐爵与补吏（或吏增秩）做法，汉代还有若干次。如：

1.《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年）二月诏：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14级爵），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

2.《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地皇元年（21年）七月：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

由此人们再次看到，赐爵、补郎、补吏、增秩，是与“入谷”、“入米”相关的。对此类贡献的奖励，第一是“赐直”，第二是“赐爵”，第三是“补郎”或“补吏”（已为吏者则“迁等”）；而这跟《墨子·号令》提到的“赐赏”、“赐爵”、“欲为吏者许之”三项，显有渊源关系，系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做法。上引第1条永始二年的材料中，“民补郎”似与“五大夫”相关；第2条地皇元年的材料中，民“为郎”与郎吏“赐爵”无关(93)。到了东汉，入钱入谷补吏赐爵逐渐被视为卖官鬻爵了(94)，反映了随官僚政治的发展，观念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汉代依爵补吏之事，几乎都发生在卖爵的场合，这足以否定如是论断：二十等爵本身是居官的条件，爵构成了官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