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8/13页）

周朝爵命体制中，已孕育着士、吏两分的格局了。其时卿大夫士也可以通称“士”，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拥有“六艺”、“九能”的教育，属“君子”；其下由府史胥徒承担各种细小职役，属“小人”，其分等用“稍食”之法，“稍食”就是主子发放的衣食。周朝士、吏两分的品位结构，可称“爵—食体制”。“爵”系品位分等，既是行政等级又是贵族等级；“食”适用于胥吏层次，它依事发放、依功定等，蕴含着职位分等的种子。“士”不仅是贵族，还是文化贵族、精神贵族，士、吏之别不仅是有爵者与无爵者之别，也是承载文化者与不承载文化者之别。也可以说，二者不仅是分等之别，也是分类之别。

与周相比，秦汉品位结构在分类上士、吏有别——儒生、文吏是两种不同资格，仕途不尽相同；但分等方面则士、吏无别，儒生、文吏兼收并用，官资管理上明经、明法双峰并峙，并无轩轾。不过在两汉的漫长发展中，儒生逐渐赢得了优势。东汉后期的公府征辟、孝廉察举，明显优待名士，由此阻碍了单纯职业吏员的进身之途。实际上，那就是后世流内、流外之分的最初萌芽。

魏晋时出现了九品中正制，中正任以名士，定品依德行才能，而那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种面向士人的品位。非士人者难以获得中正品，只好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职或军职了。“士、吏有别”之制由此强化了。北魏孝文帝把中正二品以上官留在流内，把中正三品以下的7个等级转化为流外官，从而形成流外七品，北齐又增为流外九品。可见流外制度，直接来自九品官人法，与士阶层的上升直接相关。魏晋士族与东汉士人一脉相承，是由士人而形成的“官族”。田余庆先生曾揭示，“由儒入玄”是形成士族的必要条件(13)。士族的形成竟与一种哲学思潮相关，其原因就在于，魏晋士族由文士构成，是文化贵族。唐宋明清的科举制下，学历成为主要官资，“士大夫政治”由此确立。学者往往把科举制与中正制对立起来，不过那做法忽略了如下情况：就品位面向文士而言，科举学历与中正品倒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所谓“伎术”官（如天文官、医官、画师等）往往近似于吏，对其品位王朝往往做贬抑处理，这也是传统官阶在分等分类上有异于现代文官制的一个特殊之处。

再看“文—武”问题。“文武”首先是一种职类区分，文职、军职各自使用不同位阶，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但文官和武官也是两种政治势力，政权中哪种势力占优，可能影响那个政权的形态和倾向性。李开元先生对“军功受益阶层”和“马上天下”做过讨论：“这是一个武力的政治优先的社会，武力产生了政权，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这“暗示了一种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和贫乏的创造性”。(14)军事、军政，还有“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权更迭方式，都是塑造王朝政治与制度的重要因素。但“破坏性”的提法略显简单了。在王朝周期性地衰落崩解之时，“马上天下”是一种通过改朝换代而再度强化专制集权的有效途径。罗素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15)梁启超亦言：“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16)军事体制与官僚体制具有重大同构性、亲和性，它们都依赖于严格的等级制、法制、功绩制、集权制，以强制命令和高度服从的关系为基础。亨廷顿看到：“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17)所以“军事化”往往有强化等级制、强化法制、强化功绩制和强化集权制之功，这一点学界有普遍共识(18)。作为比较，由“禅让”形式实现的改朝换代，皇权往往相对软弱。

“文—武”关系，是王朝品位规划者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周爵不分文武，因为周代贵族“允文允武”。二十等军功爵来自军职，爵级来自军功。战国变法时，各国都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实现了集权化、官僚制化的历史转型。军爵的主导地位就是这个转型的历史遗产。西嶋定生把这种用于奖励军功的位阶，视为汉代身份体制的主干(19)。这是有鲜明时代性的。南北朝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北朝军功贵族在重建法制、功绩制和复兴官僚政治上，做出了特殊贡献，南朝文化士族起的却是相反的作用，那就决定了南北两方的不同政治前景。从品位制度看，南朝官僚结衔例以文号居前，北朝则以军号居前。我曾揭示，北朝散官的阶官化得力于军号的“拉动”之功，在这背后，就是军功势力对集权官僚政治的“拉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