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56/74页）

“懦夫！”霍姆斯大夫喊着，一面把门撞开。蕾西娅冲向窗口，她看见了，她一下子明白了。霍姆斯大夫和菲尔默太太撞了个正着。菲尔默太太舞动着围裙，让蕾西娅回到卧室去，别看这惨状。楼梯上不断有人在跑上跑下。霍姆斯大夫进来了——面色苍白如纸，浑身一个劲地哆嗦，手里拿着一个杯子。你一定要勇敢，喝一点吧，他说（是什么？甜的东西），因为她丈夫摔得都不成人样了，不可能恢复意识了，她不能去看她丈夫，要尽量让她好过一点，接下来还要经受一番盘问呢，可怜的小女人。谁会想到发生这种事呢？一个突然的冲动，谁也不能怪呀（他对菲尔默太太说）。赛普提默斯为何要做下这件该死的事，霍姆斯大夫百思不得其解。

她喝着那甜滋滋的东西，仿佛觉得自己打开了落地窗，走进了一座花园。可是在哪里呢？钟声响起来——一、二、三：钟声多么理智，比这些嘈杂和窃窃私语声理智多了，就像塞普提默斯本人。她觉得迷迷糊糊的。可钟声依旧在那里响着，四、五、六，摇晃着围裙的菲尔默太太（他们不会把尸体搬到这里来的，对吧？）似乎成了花园里的一个景物，或者说成了一面旗帜。蕾西娅和姑妈住在威尼斯时，曾见过一面旗帜在桅杆上悠悠地飘扬。人们就是那样对战死沙场者表示敬意的，而塞普提默斯也经历了战争。在她的记忆中，大多数都是幸福的。

她戴上帽子，跑过了一片玉米地——那会是在哪儿呢？——跑上了一座山，在大海附近的一座山，因为那儿有船只，鸥鸟，蝴蝶。他们坐在巉岩上。在伦敦，他们也是像这样坐着，在半梦半醒间，透过卧室门溜进她耳朵里的，是下雨声，人们的窃窃私语，干枯的玉米秆发出的沙沙声，大海的轻抚，她这么觉得，拱起的海浪将他们围住，然后再放到海岸上，对着她呢喃低语，她觉得自己飞舞在天上，如坟墓上的飞花。

“他死了。”她说着，对那位可怜的老妇人露出了微笑，老妇人淡蓝的眼睛忠诚地盯住门口，保卫着她（他们不会把他抬到这里来的，对吗）。可菲尔默太太对这个想法不屑一顾。哦，不，哦，不！他们马上就会把他抬走的。不该先通知蕾西娅吗？结了婚的人应该待在一起的，菲尔默太太想。可他们必须按大夫的吩咐办。

“让她睡吧。”霍姆斯大夫说着，给蕾西娅把了把脉。她看见他站在窗口的黑糊糊的大致轮廓。原来他就是霍姆斯大夫。

文明的一次胜利，彼德·沃尔什想。这是文明的一次胜利，当他听见清脆、尖利的救护车铃声传来时。救护车富有人道精神地迅速载上某个可怜的家伙，迅疾地、利落地向医院飞驰而去：可能是脑袋受伤，也可能是突发疾病，也可能是就在一两分钟前在某个路口被车撞了，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就是文明。从东方回来后，文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伦敦的效率、组织、互助精神。每一辆货车和马车都主动闪到一边，给救护车让路。也许这有点变态，但人们对救护车里的牺牲者所表现出来的尊敬，难道不也令人感动吗——忙碌的人们匆匆往家里赶，但同时也不由地想到会不会是自己的妻子在那车子里面，或者想到他们自己也很有可能变成车子里的那个倒霉蛋，四仰八叉地躺在担架上，医生护士陪在旁边……唉，只要脑子里一出现医生、尸体之类的东西，人们的思绪就会变得多么扭曲，多么伤感啊。由这种视觉刺激出来的快乐的灵光一现，或者说一种欲望，告诫人们从今往后别再去想那些事——对艺术，对友谊，它都是致命的。然而，彼德·沃尔什想，救护车转过街角进入另一条街，尽管依然能听见清脆尖利的铃声，它沿着托特纳姆法院街继续往前，铃声一直闹着，那是孤独的特权，在私下里，一个人会按自己的选择行事。如果没人看见，你也许会流泪。正是他的极度敏感，造成了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四处碰壁。他总是不合时宜地哭，或不合时宜地笑。我身上有那毛病，他站在邮筒前想道，此刻就能感动得眼泪汪汪。怎么会这样，真是天晓得。也许是一种美，还有白天的重负，它开始于对克拉丽莎的拜访，炎热与紧张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各种印象接踵而来，一滴滴地流进了他的内心深处，那里又深又暗，一个永远都没人了解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吧，它既神秘又完整，它不容侵犯，他发现生命是一座神秘的花园，花园里曲径通幽，隐秘的角落星罗棋布，充满了神奇。真的，这样的时刻，可以教人屏住呼吸。他站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邮筒前，感受着这样一个时刻，刹那间，各种事物都聚拢到一起，这辆救护车，生命和死亡。他仿佛被喷薄的激情推上了一个高高的屋顶，而他的那具躯壳，则如一片散布着零星贝壳的洁白海滩，空空如也。这造成了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兜不开——他那极度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