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38/74页）

在灰色的诊所里，墙上挂着相片，四周摆放着昂贵的家具，在磨砂玻璃的天窗下，病人们了解了自己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看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着手臂做出一系列古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手去，又猛地收回来放到屁股上，为了证明（如果病人们冥顽不灵的话）威廉爵士能够控制自己的举止，而病人们不行。于是，有些弱者崩溃了，哭了起来，向他投降；而另一些人，天知道受了什么疯狂的极度刺激，竟当众辱骂起来，骂威廉爵士是个该死的骗子；还有更为不敬的，竟然质问起生命本身来。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道。威廉爵士答复说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对于布莱德肖夫人来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她那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相片就挂在壁炉架上，还因为他的收入，每年差不多有一万两千镑呢。可对于我们，他们抗议说，生活可没有那么慷慨大方。威廉爵士默认了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一群缺乏平衡感的人呀。也许，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上帝呢，他耸了耸肩。总之，活着还是不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可他们在这一点上恰恰弄错了。威廉爵士有个朋友在萨里，他们在那里教授一门艺术，威廉爵士坦言那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教你如何获得平衡感的艺术。此外，还有家人间的亲情，荣誉，勇气，以及辉煌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是威廉爵士坚决拥护的。如果这些都没能取得成功，那么他将不得不依赖于警察和社会的公正力量，他非常平静地说，这些力量会在萨里把那些主要由于出身卑微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处理好，使其得到控制。然后，那位女神就会从她的藏身处悄悄地溜出来，登上她的宝座，她的欲望便是镇压住抵抗，将她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神殿里。于是，这些赤身露体的、无力自卫的、筋疲力尽的、无依无靠的人，便只得接受了威廉爵士那钢铁般的意志。他猛扑过去，他狼吞虎咽，他把这些人统统关起来。正是这种决心与人道的组合，使得那些牺牲品的家属们还对威廉爵士感激涕零呢。

可是，沿着哈利街走去的蕾西娅·沃伦·史密斯却大声地喊出，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的时钟在一点点地蚕食着这个六月里的一天，将它切碎捣烂，将它细细分割，仿佛在劝诱着服从，维护着权威，并异口同声地指出平衡感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直到浩荡的钟声越行越远，只剩下牛津街上一家店铺门口高悬着的一口广告钟，还在那里温和又亲切地报时，好像里格比和朗兹商店很乐于为大家提供免费的信息，告诉大家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抬头望去，只见店名里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某个时辰。人们下意识地感谢里格比和朗兹商店能够把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告诉大家，而这份感谢（休·惠特布莱德在橱窗前流连，他如此想道）自然会引发人们日后去购买这家商店里的鞋袜。他这么琢磨着。他习惯如此。他想得并不深。他的思想如蜻蜓点水，一忽儿学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马不停蹄地憧憬君士坦丁堡、巴黎、罗马的生活，以前还热衷过骑马、打猎、网球。有个家伙戏弄他说：现在他穿着长丝袜和短裤在白金汉宫做警卫，只有天知道他在守护着什么宝藏。不过，他干起这差使来确实很有效率。他已经为英国的上流社会服务了五十五个年头。他还认识好几任首相呢。据说他跟他们的交情还很深。如果说他确实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的时事，也从未身居过要职，那至少有一两次微不足道的改革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改善收容所的居住条件是一件，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是另一件，女佣人们也有理由要感谢他。此外，他还多次给《泰晤士报》写信，要求人们捐助善款，呼吁公众保护环境、保护动物、清除垃圾、控制吸烟、禁止公园里的堕落行为，他还在信末署上真名，人们为此对他肃然起敬。

此时，一点半的钟声渐渐消逝，他在橱窗前稍作逗留，以挑剔又庄重的目光注视着鞋袜，显示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派头。他的人格无懈可击，他的生活富裕充实，他高高在上俯瞰着卑微的人间，而他的衣着也正符合他那高贵的身份。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地位、财富和健康所需承担的职责，因此即使是在并非绝对必要的场合，他也会表现得拘泥小节，礼数周全得简直无微不至，古雅的礼节使他的举止显得风度翩翩，这是值得人们去效仿去记住的。比如说，他和布鲁顿女士共进午餐时，他已经和她交往有二十年了，但从来也不会忘记带上一束康乃馨去双手奉上，并向布鲁顿女士的秘书布拉希小姐问好，同时还会顺带问候她那位在南非的兄弟。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布拉希小姐总是非常讨厌他的这种献殷勤，尽管在她身上几乎找不出一丁点的女性魅力。于是她草草地回答他：“谢谢你，他在南非过得很好。”而事实是，过去的六年里她兄弟一直都住在朴次茅斯，生活得还相当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