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7/79页）

我们穿过炎热的阳光，朝大厅走去，脚下的泥土暖烘烘的，散发出清香。他的手再次勾住了我的腰，这一次我很乐意他这样做，其原因已不仅仅为了让维利看见。我记得，当他的手搁在我的腰背部时，我曾产生过一阵亲密感，心里还想过：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集体里，这种突如其来的吸引力会像火光一样一闪而起，一闪而灭，最后留下一份温馨和劳而无益的好奇，一种略嫌古怪却又不乏甜美的失落的痛苦。我觉得这种痛苦更甚于其他那些劳而无功的可能性给我们带来的隐痛。我们来到大厅旁那株巨大的蓝花楹树下，维利已看不见我们，这时，保罗把我的身子扭转过去对着他，朝我看着，一阵阵甜美的痛苦啮咬我的心。“安娜，”他说，那声音好像在唱歌，“安娜，漂亮的安娜，荒唐的安娜，疯狂的安娜，我们在这片荒野中的安慰，长着一双宽容而快活的黑眼睛的安娜。”我们相视而笑，阳光透过树叶织成的绿帘像一枚枚金针刺在我们身上。他当时所说的是他真情的流露。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个组织的人，并常常为此而困惑、不满、失意和苦恼，对未来缺乏信心，那种“宽容而快活的微笑”所表现的心态多年以前就离我而去了。虽然我知道那时候的人与我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才恍然大悟；但当我生存在那一片光辉灿烂的阴霾之中时，我就只能按自己不断变换着的欲求而左右摇摆、闪烁不定了。当然，这也正是年轻人才有的一种品格。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保罗却真的有那么一双“快活的眼睛”，当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大厅时，我一直看着他，一边心里在想：这个神情如此镇定的年轻人是否也跟我一样失意而苦恼呢？如果当时我跟他一样具有一双“快活的眼睛”——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突然显得极度的恼恨与沮丧——这也是我那些日子经常发的脾气，我二话不说，便撇下保罗，径自朝窗口走去。

我觉得这是一间我平生见过的最舒适的厅堂。布斯比夫妇当初搭建它是因为这一带没有公共场所，一旦有什么舞会或政治集会，他们就只好把餐厅腾出来使用。他们搭建这间大厅完全出于善意，是献给这个地区的一份厚礼，并没有从中牟利的意思。

这是一间极其宽敞的大房子，但看上去像个起居室，墙壁用磨光的红砖砌成，水泥地板呈深红色。柱子——共有八根大柱子支撑着茅草覆盖的屋顶——砌的是未经磨光的橘红色的砖块。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壁炉，大得足以烤下一头牛。椽木用的是带荆棘的木条，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这气味随天气或干燥或潮湿而有所变化。大厅的一端有个小小的平台，上面摆着一架巨大的钢琴，另一端摆着一台电唱收音机和一大堆唱片。左右两侧各开十几个大窗口，一边朝着旅馆背后那满是鹅卵形花岗石的小山丘，另一边是数英里开阔的乡野，它的尽头便是郁郁葱葱的群山了。

约翰正在大厅的一端弹钢琴，斯丹雷·莱特和泰德就站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理睬他们俩。他的肩膀和双脚随着爵士乐的节奏扭动着，踢打着，他那张浮肿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地凝视着远处的群山。斯丹雷对约翰的冷漠并不在意，因为约翰是他的饭票，凡是有约翰弹奏钢琴的聚会他都能借光获得邀请，约翰简直就是他行欢作乐的通行证。他并不隐瞒自己为什么要跟约翰在一起——他是狡诈的骗子中最坦率的一位。作为回报，他要无条件为约翰“弄到”许多烟、啤酒和女人。我说他是个骗子，当然，这话是我胡说八道。他是个从一开始就知道世上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两种法则的人。在我真的生活在伦敦工人区以前，这对我来说纯粹属于理论性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斯丹雷·莱特。他对法律有着一种本能的极端蔑视。总之，他极端蔑视我们经常谈论的国家。我想，这也就是泰德对他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吧。他经常这样说：“你看他多么聪明啊！”其中的潜台词是，如果他的才智得到利用，他就能效力于我们的事业了。我想泰德的话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工会里就有像斯丹雷这样一个粗鄙的官员：一旦收敛了自己的本性，他便变得十分能干，胆大妄为。我发现斯丹雷始终对自己保持着一种别有用心的克制，并把它作为一件武器，以便尽量向这个在他看来显然只为别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世界攫取一切。他总是让人担惊受怕；不用说，他那结实魁梧的身躯，粗犷有致的五官，一双冷峻的、咄咄逼人的灰色眼睛也使我感到害怕。那他又如何能跟热情而耽于理想的泰德相处呢？他们并不投契，我知道，他只是想从他身上捞好处。泰德这个“读书人”居然依旧关心着自己的阶级，他对此的确感动过。同时，他又觉得泰德简直疯了。他总是对他说：“嘿，伙计，你交上了好运，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学问。你应该利用你的机遇，别只知道混日子了。那些工人是连一块粪便也舍不得送人的。你知道这是个事实。我知道这是个事实。”“但是，斯坦(16)，”泰德这时会瞪起眼睛，晃动着一头黑发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他，“斯坦，我们当中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关心一下别人，我们就能改变一切了——这道理你不明白吗？”斯丹雷甚至还阅读泰德借给他的书，归还时他说：“我对此没有反对的意见。祝你好运，我能说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