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5/79页）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多——我想，由于极度的疲惫，我们有可能有点神志失常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泰德开始唱歌。保罗则以一种与平常跟维利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口吻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胡思乱想着将来非洲人发动暴乱，想像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将发生何种何样的事。（仅仅过了十年左右，肯尼亚就发生了茅茅运动(8)。）保罗绘声绘色地描述“两个半政治家”（维利反对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9)；在他看来，此人为反动作家）如何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使当地的野人认识到自己的先锋地位。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混过半年的半文盲民众领袖突然一夜之间发动了一个群众运动，提出“赶走白人”的口号。那“两个半”担负要职的政治家为此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那位民众领袖宣布他们已被白人收买。惊恐不安的白人于是逮捕了那位民众领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半政治家也关进了监狱。黑人民众于是变得群龙无首，被迫进入丛林，成了游击战士。“随着黑人军队逐渐被白人军队打败，几十个像我们这样头脑清醒，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终于打老远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逐渐取缔了妖术和巫师。巫术是一种龌龊的异教邪说，它使头脑正常的人忘记了黑人自己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们出于义愤，狠狠地痛打了这些巫师，让他们受苦刑，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法律和秩序胜利了。白人们把那‘两个半’放出监狱，并绞死了那位民众领袖。黑人平民百姓得到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而那‘两个半’则……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谁也没有对他的这种胡思乱想发表意见。我们决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我们还对他说话的语气大为震惊。（当然，我现在懂得了，那是一种失意的理想主义——当我这会儿写下这个词，并把它跟保罗联系在一起时，我甚至感到惊讶。这是我第一次相信他也会怀有那样的理想。）他继续说下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黑人的军队打胜了，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对于一位有头脑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他惟一所能做的事是加强民族主义感情，并发展工业。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作为进步人士，我们有责任支持民族主义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所谋求发展的还不就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那套所谓人人平等的理论？大家想过没有？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是的，我用我的水晶球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去支持这一切。哦，是的，是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你需要喝点什么了。”维利这时插话说。

路边的酒吧这时都打烊了。保罗于是去睡了。玛丽罗斯也睡着了。杰米也睡着了。泰德继续坐在前排维利身边的一个座位上，用口哨吹起一首抒情曲。我知道，他并没有把保罗的话听进去——每当他吹起口哨或唱起歌，那通常是一个不赞成的信号。

很久以后，我仍记得在我们没完没了地从事对时局的分析及研究的岁月里，只有一次接近了真理（真理本来就离我们十分遥远），那就是保罗愤愤地嘲讽那一套言论的那一次。

当我们到达旅馆时，天已经很黑了。一位睡眼惺忪的侍者等在走廊上，把我们领进我们所住的房间。住客楼建在后面离餐厅和酒吧楼一二百码远的一座小山坡上。那里共有二十间平房，背靠背分成两边，每边都有一条长廊，一列排下十个房间。尽管房与房之间没有通风设备，但每个房间仍显得凉爽宜人。房间里有电扇和宽敞的窗户。指定给我们住的共有四个房间。杰米和泰德合住一间，我跟维利住一间，玛丽罗斯和保罗各住一间。这种安排后来被认可了，或者说，既然布斯比夫妇对此没有异议，维利和我在马雪比旅馆就可以经常同住一个房间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睡懒觉。酒吧开张营业，我们喝了点酒，常常一言不发。中饭到了，也几乎无人开口，要说的也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话题：我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如此疲惫呢？旅馆里供应的午餐总是很丰盛：冷肉、色拉和水果，应有尽有。用过午餐，大家都回去睡觉。当维利和我醒过来并把其他人叫醒时，太阳已经下山。晚饭后过了半小时，我们又躺回床上去。第二天是星期天，过得与前几天一样糟糕。实际上，第一个周末已是我们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了。我们全都处在极度疲惫的那种宁静中。我们很少喝酒，布斯比先生对此很失望。维利尤其沉默。我想，正是从那个周末开始，他决定退出政治，或者至少尽可能这样去做。他打算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至于保罗，他表现得很率真，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尤其讨布斯比太太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