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7/79页）

朱恩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斯比旅馆那条离大楼一侧约一两百码的长廊上度过。长廊的地面离壁角柱足有十英尺，那里显得既幽深又凉爽，廊柱粉刷得白白的，到处长着葡萄植物和各种花草。阳光明媚宜人，朱恩就在那里的一张罩有印花布套的旧沙发上躺下，一边没完没了地听她的手提式留声机，一边在内心虚构着一位能被她接受、并愿意将她从梦游中解救出来的男子。几星期以后，这个人物形象已趋明朗，呼之欲出。玛丽罗斯和我当时就坐在旅馆的长廊上，这时，一辆向东方向行驶的货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虎背熊腰的乡下小伙子，一双大腿黑里透红，古铜色的手臂足有牛腱子粗细。朱恩从她父亲的酒吧里走出，悄悄地来到石子路上，一边用尖尖的鞋尖踢着砾石。当他朝酒吧走来时，一颗圆石子正好落在他的脚边。他停了下来，朝她看着。随后他又一次次扭过头去，进店时双眼分明流露出茫然而近乎痴迷的神情。朱恩跟了进去。布斯比先生正在给杰米和保罗拿兑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并跟他们谈论着英格兰，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女儿；她坐在酒吧的一角陷入沉思，目光梦幻般地越过玛丽罗斯和我，落在冒着热气的远景和早晨的阳光中。那小伙子要了杯啤酒，在离她一码远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回到车上时，朱恩又跟了出去。玛丽罗斯和我突然间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直到保罗和杰米从酒吧里探出头来探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才把这笑声收住。一个月以后，朱恩和那位小伙子正式订了婚，直到这时所有的人才意识到她是个沉默、可爱、敏感的女孩子。那种近乎呆滞的神态完全从她身上消失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布斯比太太原先对她的女儿何等恼火，如今却让女儿在店里帮她干活，言词间总流露出喜不自胜、无比欣慰的感情。母女俩又重归于好，并商量起婚礼的安排。她简直为自己曾经恼恨过她而深感内疚。也许这一长期的恼恨也是导致她后来忍不住性子，做事不那么讲理的原因之一。

那一天晚上，朱恩离开我们不久，布斯比太太就进来了。维利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坐一会儿。保罗赶紧过来凑热闹。他们两人说的话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夸夸其谈，礼貌中隐含着某种冒犯。但到了这次周末的最后一天，我们都感到有些累了，布斯比太太又来到保罗身边。这一次他显得很单纯，没有丝毫傲慢的表示，还跟她谈起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祖国”。当然，他的祖国英格兰和她的祖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喜欢上了保罗。但这一点没有人信以为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它，我们就不会开那样的玩笑了——或者说我非常希望我们不会开那样的玩笑。因为在最初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喜欢她。然而，布斯比太太真的迷上了保罗；而且，她还迷上了维利。我们之所以不相信，严格地说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具有我们所厌恶的品质——即隐含在他们那冷漠的好脾气后面的那种粗鲁和傲慢。

维利对我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许多女人都喜欢男人强暴她。说来真让人丢脸，我过去曾跟他争论过，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例子也确实司空见惯。碰到某个大家一致认为很难相处的女人，我们总是设法迁就她，体谅她，而维利却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只是需要狠狠地挨一顿棍子。”（“挨一顿棍子”是殖民地里的白人常说的一句话：“那个卡菲尔女人所需的是挨一顿棍子”——但维利在此采用的是它的一般的含义(10)。）我记得，玛丽罗斯的母亲是个专爱扼杀她女儿的青春活力的专横而神经过敏的女人，四十来岁上下，疯疯癫癫的活像只老母鸡。看在玛丽罗斯的面上，每当她风风火火地追赶她的女儿来到庚斯博罗时，我们总彬彬有礼地对待她。她一来，玛丽罗斯便显得没精打采，心怀恼恨，精神上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跟母亲争一争，但道义上又缺乏勇气。我们对这个女人早已有心理准备，存心挨她的骚扰，迁就她的蛮横。然而，维利却用不了几句话就把她给镇住了。一天晚上，她来到庚斯博罗旅馆，发现我们全都坐在业已收拾干净的餐厅里谈话。她大声说：“你们又在搞这一套了。你们应该上床睡觉才对。”她正打算坐下来参加我们，维利这时开口了。他并没有抬高嗓音，只是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片盯住她：“福勒太太？”“嗯，维利吗？又是你在这里吗？”“福勒太太，您为什么要追着玛丽罗斯，让自己变得那么令人讨厌呢？”她喘着气，脸红了起来，但依然站在她打算坐下去的那张椅子边，凝视着他。“是的，”维利平静地说，“您是令人讨厌的人。如果愿意，您可以坐下，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胡言乱语。”玛丽罗斯惊恐万状，很替自己的母亲难过，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但福勒太太愣了一会儿以后，发出一声短促而慌乱的笑，然后便坐了下来，再没有出声。从那以后，每当她再次来到庚斯博罗，一见到维利便变得规规矩矩，简直像个站在严厉的父亲面前颇有教养的小女孩。这种情况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福勒太太和庚斯博罗旅馆的老板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