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4/79页）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的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第二周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谁是命中注定的白人先锋呢？显然是工会。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视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但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

我看我的腔调不知不觉地又带有一种自我惩罚、怀疑人生的意味了。然而，这腔调就像敷于伤口的药膏，多么令人快慰啊！那的确是一个伤口——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回忆起自己“在党组织内”或“靠近党组织”时的经历时，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那种危险的怀乡病，就像死了最亲近的一些亲人一般。现在我尚能坦诚地写出这一切，就让我再继续写下去吧，但那样的腔调是要不得了。

我记得，当时是玛丽罗斯开了口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你们这会儿所说的全都是刚才说过的。”就这一句话就阻止了这场争论。她经常这样做，她有能力使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尽管男人们觉得她毫无政治头脑，但他们都得照顾她的面子。她不会，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政治术语，但她能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用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跟维利一样，这种人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才能真正接受各种观点。

此时她说：“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要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它。”她说得很自信。但男人们没有回答她，她感到了他们对她的容忍，于是显得很不安，恳求说：“我并没有说我说得对，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由于她的恳求，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维利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当然，你说得很对。像你这样漂亮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她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我们经常交换那样的微笑。“我想睡觉了。”她说，随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小猫似的睡了过去。

我们都感到疲劳了。我想，那些没有参加过左派运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没日没夜、没年没月地工作的。我们毕竟都得为生计而奔波，那几位来自兵营的人至少还得从事训练，没一个不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我们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辩论。我们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们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此外，我们还都是灵魂的医生。只要什么人有困难，我们便为他排忧解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泰德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的责任之一是向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生命价值的人解释：人生是一次充满荣耀的历险。回顾过去，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中，我们惟一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某个人的思想改造。我怀疑，那些曾经被我们做过思想工作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关于人生充满荣耀这一套忠言诤语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那一套观点如果不是凭天性感悟所得，也是根据原则掌握的。各种各样的往事历历在目——比如有一回，有位妇女因丈夫对她不忠诚而感悲伤，维利一直想帮助她，反复思考了几天以后，他决定送给她一本《金枝》(7)，因为“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正确的办法是让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把书还了回来，抱歉说这书她看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与她的丈夫分手，因为她觉得他的行为太不应该，早已让她厌烦透了。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她还经常给维利写信，话说得彬彬有礼，很动情，很感激维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感兴趣。”（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