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第7/11页）

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16

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面，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17

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18

王占阳和胡星斗：普遍幸福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

2006年以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提出，由结构型社会主义（以所有制结构作为判断是否社会主义标准的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社会主义（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历史的进步。斯大林的结构型社会主义已经在实践中失败，邓小平的“猫论”和“二个有利于”，是功能型的社会主义。功能型社会主义即普遍幸福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进展。

王占阳在2006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功能与价值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论概念。“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不同的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因而也才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19这些价值和功能，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王占阳强调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他说：“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专制、奴役和压迫，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主义如果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难道要以专制、独裁、仇恨为口号？”王占阳说，官本位、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干部特权、政治腐败等，都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王占阳认为，苏东剧变，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社会主义的僵化专制体制。

王占阳认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也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普遍富裕的经济，它应该同时具备效率和平等这两个基本特征。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公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具备了普遍幸福的功能，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应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再加以改革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