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第7/9页）

菲雅尔塔由旧城和新城两部分组成，随处可见过去和现在纠缠交错，相互撕扯，不是想摆脱对方，就是想把对方排挤出局。它们各有招式：新来的出招光明正大——引进棕榈树，组建漂亮的旅行社，在平坦的红色网球场上画些奶油色的线条。老手们则暗中使劲，从某个角落背后悄悄伸出一条岔路小径，或几级不知通向何处的台阶。在去旅馆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座建了一半的白色别墅，里面杂乱无章，一面墙上又画着和先前一样的大象，它们巨大的肉鼓鼓的膝盖分得很开，都坐在花里胡哨的大鼓上。马戏女骑师（已经用铅笔画上了八字胡）一身飘逸装束，端坐在一匹阔背骏马上；小丑鼻头像个西红柿，正在走钢索，打着一把伞保持平衡，伞上面装饰着反复闪现的星星——隐约象征着杂技演员对天堂般故乡的追忆。这里就是菲雅尔塔的里维埃拉，湿漉漉的卵石路被轧辗得更厉害，海水懒洋洋的叹息声也听得更清楚。在旅馆的后院，一个厨房伙计提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只母鸡，母鸡咯咯乱叫，狂奔逃命。一位擦鞋匠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笑，把他的古老宝座让给我。悬铃木树下停着一辆德国制造的摩托车，一辆溅满了泥点的大轿车，还有一辆黄色的加长伊卡鲁斯小轿车，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圣甲虫（“那是我们的车——我是说那是塞居尔的车，”尼娜说，又补充道，“维克多，何不跟我们一起走？”不过她很清楚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去的）。蓝天和树枝投影在小轿车鞘翅的亮漆里，如一幅水粉画；车灯形如炸弹，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映在一个车灯的金属盖上；车身凸出的表面中走动着一些细瘦的行人身影，像电影放映一般。又走了几步，我回头一瞥，几乎直觉就预见到了一个钟头或更久以后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戴上乘车安全帽，坐进车里，微笑着朝我挥手。在我看来他们像鬼一样透明，尘世的颜色穿透他们，闪闪而过。然后车子就启动了，远去了，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尼娜挥着十个指头的告别）。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鸡蛋那样又光又圆。我伸出胳膊，护着尼娜走进一个一侧长着月桂树的门道，就在我们坐下时，能从窗户里看见费迪南德和塞居尔。他俩走的是另一条路，现在缓缓过来了。

在我们吃午饭的露台上，除了我刚刚看见过的那个英国人外再没有别人。在他正前方，一只高脚杯盛着亮闪闪的绯红色饮料，在桌布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影子。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了和饮料颜色一样的血色欲望，不过这欲望与尼娜毫不相干。他贪婪的目光根本没有投向她，而是盯住了他座位附近那扇宽窗子的右上角。

尼娜从她瘦小的手上摘下手套，开始吃她特别爱吃的海贝，这是她一生最后一次吃她爱吃的东西了。费迪南德也在忙着吃饭，我就占了他饿得只顾吃饭的便宜，开始谈话，这样颇有点像我占了他的上风：具体来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原来他赶时髦，曾有过一次改变宗教信仰的短暂经历。改宗期间，神灵降临到他身上，他也有过一番颇具雄心壮志的朝圣之举，不过到头来实实在在是丢人现眼的一场闹剧，于是他呆滞的目光又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意识的流水中荡起涟漪，讲几句无伤大雅的下流话，随便找只脏水桶往里头倒点某种主义，就会点石成金一般自动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来。我如今对这样的说法，老实讲，一听就烦。我认为艺术一旦人为地和政治挂上钩，就会不可避免地降至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这个信念我死守到底。就费迪南德这而言，的确，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他的艺术灵感格外强大，更何况他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困苦毫不关心。但就是有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污浊潜流，致使他的艺术越来越令人反感。除了个别给他抬轿子的势利鬼外，没人看得懂他的剧作。我自己没有看过他这部剧的上演情形，但我能想象出他是如何精心编排那个克里姆林宫之夜的：拿来子虚乌有的螺线，摇动各种各样的纺车，纺出许多支离破碎的象征。想到这里，我不无乐趣地问他，最近是否读过一点对他的评论。

“评论！”他叫道，“好一个评论！不懂事的毛孩子，仗着伶牙俐齿，就配给我上课。别理睬我的作品，算他们有福。碰我的作品得小心翼翼，像碰什么不小心会爆炸的东西一样。评论！我的作品受到各种观点的审查，唯独缺了最根本的评论。这就像一位博物学家，描述马这类动物，一开始却唠唠叨叨尽讲马鞍或者德维夫人。”（他提到的是一位爱好文学的知名女主人，她倒是真像一匹龇牙咧嘴的马）。“我也想来点那种深红色的。”他继续像刚才那样扯着嗓子大声说道，招呼服务生过来。服务生顺着他留着长指甲的指头方向看过去，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很不礼貌地指着那位英国人的酒杯。出于某种原因，塞居尔提到了鲁比·罗丝，就是那个在胸上绘画鲜花的女士，谈话这才少了点侮辱性质。这时那个高大的英国人突然心血来潮，起身站到一把椅子上，从椅子上一步跨上窗台，往上伸出胳膊，直到够着了窗框上他心心念念的那一角，那里歇着一只毛茸茸又结实的飞蛾，他老练地抓住它，塞进一只药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