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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在叫他爸爸时，我的感觉上却是在叫他爷爷。”韦利说。可张清从未听到丈夫叫过他父亲，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他们搬进汇园公寓之后，张清每逢大礼拜的周六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在韦利出海的几个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内之事。那时她的公公已喜欢在床上大便，每晚六点准时拉屎一次。考虑到她白天在医院里时刻与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随口发出的一声感叹都带有寓言性质：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

韦利即便在来信中，也不会忘记这样来提醒自己的妻子：“韦科长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张清曾经将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学专家请到家中为公公治病。邻居们对韦家的这个孝顺媳妇自然赞不绝口，可张清自有她的盘算。她希望专家们给她一个公公死亡的可靠时间表。

大夫们会诊的结果，韦科长至少患有三种难以治愈的病症，还不包括他在淮海战役中留下的两处枪伤。显而易见，只要其中的一种疾病恶化，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院长最后肯定地告诉张清：“假如老人能活过三个月，我就用不着再当什么院长了……”

张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悬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老人不仅没有暴卒的迹象，而且奇迹般地能够下床走动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韦科长早已谢顶的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发，不久之后，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再次出现在菜市场上……

当然，院长事后并未辞职。而张清却也得到这样一个职业上的忠告：对于生死一类的事，是不能随便预测的。

汇园小区坐落在十里铺码头附近，目前看上去，整个小区还只是一片废墟。新造的一幢二十二层的公寓大楼矗立在沙土和瓦砾之中，数不清的建筑钢材、水泥、预制板横陈其间，大风一吹，就会扬起漫天的沙尘。

韦利和张清选择在建造中的汇园小区安家，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尚未完工的住宅区因各类配套设施来不及跟上，租金相对比较便宜；其次，这个住宅小区距离十里铺码头不到四百米，当韦利出海归来，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双方肉体的紧张状态。这幢大楼暂时还没有其他住户，他们再也用不着将床头的录音机打开，以防止他们在做爱时发出的声音为邻居听到，用张清的话来表述，“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她总是说不够，总是央求着再来一次。韦利吃惊地发现，张清除了因腰酸背痛而改变了走路的姿势之外，几乎不需要作任何休整。她的欲望怎么说都有些异常，它就像一架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机器。韦利对此既沉醉，又担心，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

由于大楼的电梯尚未开通，他们决定住在六楼。张清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家。大楼对面就是74路公共汽车，它的终点站就是父母的家，而二百米外的58路电车则通往她上班的医院。这一交通上的便利使张清更有理由这样相信：自从她与韦利结婚之后，上帝开始专心致志地看顾他们了。

站在卧室的窗口，向北可以眺望大海上过往的船只，尽管她往往看到的只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或是一截转动的雷达和风向标，但轮船汽笛低沉的鸣叫却日复一日迭现在她的睡梦中，让她觉得与远在海外的丈夫未有片刻的分离。

她将两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向医院妇产科的大夫悄悄地打听推迟例假的方法，在枕边与假想的韦利说话：“哦，宝贝。”她的等待是迷人的，神秘的，自有一种无限的柔情蜜意……

展新一号货轮在广州的一个军用码头卸完货，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拂晓。韦利向船长请假说，他要在广州上岸，以便去佛山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船长虽不是基督徒，但却喜欢过圣诞节。他正在张罗着晚上全体船员参加的化装舞会（他在西西里的海员俱乐部学到这一手），对于韦利的非分请求竟然慷慨应允，这就导致了一件重大变故的发生。

韦利在广州上岸的目的十分明确：二十四日是圣诞之夜，又是他妻子的生日，他和张清于去年夏天加入了基督教浸礼会之后，这个原先可有可无的节日自然有了一层特别的意味：展新号货轮离开广州前往北方的途中至少又得耗去一周时间，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与妻子一起过圣诞了。

他一刻不停地赶往机场，顺利地搭上了一班下午四点二十五分的南航班机。当波音客机带着尖厉的金属哨音跃上阴沉的云幔，机舱顿时被温暖的夕阳映红了。韦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当年第三帝国的隆美尔元帅，当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他却匆匆赶往家中陪妻子过生日。隆美尔和韦利一样，他们知道天堂的方向——在奔向那里的道路上，多耽搁一分钟也是无法弥补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