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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痛哭着，泪水冻成了冰，在长长的眼睫毛上闪着光。索尔抬起毛瑟枪，往后退了一步，用波兰语说了一句：“走吧。”德国男孩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然后连滚带爬地从空地逃走了。

第二天，游击队向南转移。他们在一条小河的开阔段发现了那个德国士兵面朝下被冻僵的尸体。就在那一天，索尔找到格林斯潘，请求担任雅克兹克医生的助手。奇尔游击队队长瞪了索尔好一阵子才开口说话。游击队可没工夫培训不愿或不能杀德国人的犹太人，但格林斯潘知道，索尔是切姆诺和索比堡的幸存者，于是他同意了。

索尔在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都参加了战争，但最后一次他只参战了几个小时。每次战争中，他都是军医。除了被上校操控去跟踪老家伙的那几个小时，索尔从来没有杀过人。

索尔俯卧在温暖而柔软的松针上，在直升机降落时瞟了眼手表。这个地方在空地的远端，视线被副警长的野马车挡住不少。副警长的步枪非常古老——木制枪托，栓式枪机，只有凹槽式准星。索尔扶了扶眼镜，真希望它是一副望远瞄准器。以杰克·科恩的标准判断，这里的一切都十分不利——一把索尔从未开过的枪，一块视线被遮蔽的射击场地，而且没有撤退的道路。

索尔想到了艾伦和黛博拉，还有那对双胞胎，于是用枪栓将一发子弹推入枪膛。

飞行员首先跳下直升机，然后慢慢往外挪。索尔感到既惊讶又困惑。等在直升机驾驶舱右边的人持有自动步枪，戴着长舌帽，还穿着一件很大的背心。隔着六十码的距离，再加上驾驶舱有机玻璃的反光，索尔无法确定男人是不是理查德·海恩斯。索尔没有开枪。他突然感到一阵反胃，觉得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不对的。去野马车取步枪的时候，他听到了海恩斯通过无线电通话器呼叫斯旺森。这个人肯定是海恩斯。但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本来不需要亲自出马的。索尔将副警长的扩音器放在左手边，再次用步枪瞄准。穿防弹服的家伙也动了起来，以战术蹲伏的姿势跑向野马车躲起来。索尔的射击线上有障碍物，但他看到了那轮廓分明的下巴和帽子下精心修剪过的头发。他现在正看着理查德·海恩斯。

“他在哪儿？”娜塔莉低声问。

“嘘。”索尔说，“他在厢式货车后面。别抬头。”他将扩音器放在他面前的地面上，打开电源，双手握紧步枪。

飞行员大喊了两声，躲在厢式货车后面的探员大声回应。飞行员缓缓返回直升机，五秒钟后，探员现身了，行动异常矫捷。

“海恩斯！”索尔大叫道。从扩音器中传出的轰响令娜塔莉不禁跳了起来。从对面山坡甚至传来了回音。飞行员朝树林跑去，穿防弹背心的家伙迅速转身，右膝跪地，开始用自动步枪扫射山坡。索尔觉得那枪声很小，就像玩具枪发出的一样。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八九英尺的地方飞过。索尔将油腻的枪托紧贴住面颊，瞄准，发射。在后坐力的作用下，枪托狠狠地撞在肩膀上。海恩斯仍在站着开枪，M-16射出的子弹划出致命的短弧线。两发子弹击中了索尔面前的大石头，另一发子弹陷入了倒地的树干中，发出斧子劈砍木头的咔嚓声。索尔后悔先前没有把副警长铐到木材堆的更深处。

索尔看见松针在海恩斯前面和左侧被子弹弹飞。他抬起准星，向右移动，通过眼角余光瞥见飞行员转身向树林跑去。索尔看见海恩斯连续射击时从枪口喷出的火光。最后一串子弹击中了娜塔莉藏身的大石头，她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这时，枪声戛然而止。跪地射击的海恩斯扔掉了一个长方形弹匣，从背心口袋里取出另一个弹匣。索尔抓住机会，瞄准海恩斯，扣下了扳机。

特工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猛然向后一拽，墨镜和帽子飞了出去。他仰面倒地，双腿叉开，步枪落在离头六英尺的地方。

突然降临的安静令人产生了耳聋的幻觉。

娜塔莉爬起来，跪在地上，从大石头侧面探头窥视，张开嘴，喘着粗气，“噢，上帝啊。”她低声惊叹。

“你没事吧？”索尔问。

“没事。”

“你留在这儿。”

“不行。”娜塔莉站了起来，同索尔一道起身走下了山坡。

他们刚走了四十英尺，海恩斯就翻了个身，连滚带爬地取回了步枪，藏身到对面山坡的树林中。索尔单膝跪地射击，但没有打中。“妈的！这边。”他拉着娜塔向左，穿过厚密的灌木丛。

“他们的同伙就要来了。”娜塔莉气喘吁吁地说。

“是的。”索尔说，“别出声。”

他们继续向左移动，在树林之间穿行。空地对面的山坡上几乎寸草不生，海恩斯根本不可能继续往前跑——他要么待在原地不动，要么就只能朝他们走。索尔很担心飞行员身上也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