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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

我一言不发。

“走吧。”一个不那么粗鲁的矮个子男孩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走吧，伙计们。”

他们开始转身，但戴着红帽子的黑鬼还要撂最后一句话。“老婊子，看清楚我们是谁，居然叫我们给你让路。”他说，然后做了个要戳我胸口或肩膀的动作。

我连忙往后一退，以免被他碰到。我的鞋跟扎进人行道的一条裂缝里，我身子一歪，舞动双臂，重重地跌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坐在雪和狗屎之上。大部分黑鬼都哄笑起来。

蓝眼睛的矮个子男孩挥了挥手，让他们收声，然后走上前来。“你没事吧，夫人？”他伸出手想帮我站起来。

我盯着他，但没有扶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领着其他黑鬼走开了。他们那恶心的音乐回荡在店铺之间。

我一直坐在原地，等那八个黑鬼离开之后，我才试图站起来。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改为手脚并用，爬到停车计时器旁，勉强撑起身子。我在计时器上靠了一会儿，瑟瑟发抖。偶尔会有一辆车经过——或许是有人正赶着回家过圣诞——车轮溅起的污泥落到我身上。有一次，两个年轻而肥胖的女黑鬼从我身边走过，大声交谈着，如同在种植园里种地。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帮助我。

到安妮家之后，我依然颤抖不止。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本可以让她出来帮助我，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冷风吹得我流泪，冻结在脸颊上。

安妮立刻给我弄来一盆热水，帮我脱掉湿透的衣服，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准备好干衣服。

我吃饭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独自进餐，安妮坐在隔壁——我吃完甜点、樱桃饼之后，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了。

我带上睡袍和其他必需品。我让安妮给她自己带上铺盖卷，给文森特带上换洗衣物，还有多余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向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借”的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