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怒汉》与陪审团（第2/9页）

富兰克林· 斯凡那的拍摄风格以摄影机走位著称。面对《十二怒汉》这样的剧本，如何呈现十二名陪审员在密闭空间里的辩论冲突，他显然要花更多时间来思考人物的位置关系。例如，当摄像机跟着一个人物移动，表演空间切换，剩下的十一人该处在什么位置，怎么不挡住机位视线？随着剧情进展，怎样的机位切换能更好地展现戏剧冲突？彩排磨合下来，他给人物制定了走位图，十二名演员每人都有，非常精确。

电视剧版《十二怒汉》的十二名演员，有几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出名。饰演4号陪审员的沃尔特· 艾宝，是当时家喻户晓的老演员，上镜非常密集。饰演3号陪审员的法兰奇· 汤恩也演过许多电视剧。最出名的当然是男主角，8号陪审员的扮演者罗伯特· 卡明斯，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活跃在大银幕上，主演过希区柯克的《海角擒凶》（Saboteur ）、《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 ）。影评人盛赞他是电视剧版《十二怒汉》最大的惊喜，一位大器晚成的全能型演员，既能演喜剧片，也能演剧情片。

经过几周彩排，1954年9月某个周一晚上，在大热剧集《我爱露西》（I Love Lucy ）之后，《十二怒汉》正式与观众见面。斯凡那证明了他对镜头空间的掌控力，精心设计的走位、特写与长镜头的切换，让观众们既像在看话剧，又有看电影的视觉体验。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实况电视剧里还需要插播广告。于是，在第一幕尾声里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当8号陪审员要求投票时，摄影机靠近桌子，记录投票过程，平滑地拍到尽头，最后定格在远离众人的他身上，接着进入广告时间。几秒钟后广告结束，剧情并没有中断，镜头就是从之前的位置开始，演员们保持原来的位置，摄影机后撤，陪审团得出投票结论。

与后来的电影版相比，电视版《十二怒汉》的结尾很有趣，因为它有含糊不清、意犹未尽的地方。当一直坚持被告有罪的3号陪审员妥协之后，其他陪审员退席，最后走出门的是3号和8号陪审员。如果按照最初的剧本，两人就直接出门了。实况直播时呈现的却是另一场景：8号陪审员对3号陪审员说：“他们都等着呢。”3号面色凝重，将桌上那把刀拔出来递给8号，一言不发地离开。8号接过刀，若有所思，转身走出房间，带上门。全剧终。

电视剧《十二怒汉》获得巨大成功，好评如潮，还获得当年艾美奖的三项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演员。评论者认为，这五十二分钟内的戏剧变化，让观众真正感受到观点是如何产生和逆转的。最后那个含糊的结局，恰好是全剧最出彩之处，它让观众意识到，其实结果并不清楚，最后3号陪审员的转变，是随波逐流还是内心确信？这种悬念，反而可以引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斯凡那后来专注于电影拍摄，以《巴顿将军》（Patton ）荣获197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只不过，娱乐产业终究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如果不是亨利· 方达慧眼识珠，《十二怒汉》或许也会和当时众多的优秀实况电视剧一样，仅此一晚，昙花一现。

作为电影的《十二怒汉》

电视版《十二怒汉》播出时，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电影演员亨利· 方达正如日中天。他天生属于大银幕，当电影风格还处于话剧时代时，方达就已找到不同的表达路径。他在电影里自然流露，那么的真实动人。他是《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中的汤姆· 乔，《青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 ）中的林肯，《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 ）中的怀亚特，他就是当时美国男性的典范，真诚、实在、谦逊而又坚定。

或许是对这个陪审团题材的故事足够热爱，或许想为事业的转型做些铺垫，像一些演员那样，尝试制作属于自己的电影，亨利· 方达对《十二怒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主动寻找制片厂，希望他们能够出资投拍。可是，名气归名气，生意归生意，许多制片厂都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位大明星。在商言商，片商认为这部电视剧已经免费播出过，不会有人再掏钱去看电影。

经过亨利· 方达的不懈努力，联美公司最终决定投资拍摄。只不过，已经将电视剧《君子好逑》（Marty ）改编为电影并获得成功的联美，在《十二怒汉》这个项目上，更看好的似乎是亨利· 方达的名气，而不是故事本身，因为这一次他们只同意部分出资，其他的钱则要方达自己想办法。

亨利· 方达愿意放手一搏，出资成为联合制片人。他和剧本作者罗斯共同成立了一家制作公司，电影发行则交给联美。《君子好逑》翻拍成电影的投资大约三十四万美元，属于典型的小成本制作。或许是以此为参照，《十二怒汉》设定的投资总额是四十万美元，得益于擅长成本控制的导演团队，最后还节省了大约六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