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3/7页）

或许，我可以说，因为少不更事才与邦成为朋友。是呀，一个十四岁孩子，受什么驱使，竟一起切开手掌心、成为结义兄弟？更要追问，是什么让一个成年男人还坚守年少时的誓言？较之于年少时稚嫩的理想甚至幻想，成年后的思想与政治信仰，这些所谓成年后所得的熟果，难道不更加重要？说到这，允许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成年后，便不再有年轻时的愚妄言行，其实这是损失，因为，愚妄言行里可有真或部分真的东西。不妨看敏、邦、我三人最初如何结识结义。地点在中学足球场。我是新生。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高的学生，横行霸道的高年级男生，围着我，打算拿我复制一幕自人类文明以来便不断上演的场景，强者戏耍凌辱弱者或异类。我的确异于他们，但绝不是弱者。这点，很久前痛打骂我“不自然”的村里小丑时，已得到证明。我狠狠教训过小丑，但也没少挨其他人打。因此，一旦动手，也不惧输。当时，出乎意料，另一个男孩，也是新生，从围着看戏的男生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你们这么做不对。不要把他从我们当中分开。他和我们是一起的。”一个高年级男生很不屑。“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谁谁和我们是一起的？再说，你又凭什么觉得你和我们是一起的？马上滚开。”敏没有“滚开”，结果，先挨了一记耳光，被扇得旋了一圈。我一头撞向扇他的高年级男生的肋骨，将他撞倒在地，骑在他的胸口上，连着两拳砸去。他的一伙跟班扑了过来，我和敏以一敌五。我疯似的还击。我清楚，围观的男生们也清楚，我肯定会完蛋。但为什么邦能不惧一切，毅然站到敏和我这边？他也是新生，但和高年级男生一样高大，尽管如此，也寡不敌众。他先一记重拳，再横着一肘，接着猛劲一推，连撂倒三个，但很快被对方一群人拽倒在地。我们三个遭脚踢拳击棍打，遍体鳞伤，周身见血。我们没觉痛苦沮丧，反倒兴奋莫名！因为我们三个通过了一场仿佛命里注定的考试。这场考试将我们与欺凌者分离开来，将我们与胆小鬼分离开来。当晚，我们溜出宿舍，到了一片罗望子树林。在枝繁叶茂的罗望子树下，我们用刀切开各自手掌，让自己的血与认定亲过亲人的伙伴的血相融，一起盟誓。

实用主义者或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会无视我的这段经历，把我的情感当作多愁善感。但于我，它表明，我们三人在那个年龄便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定位对方。我们还是孩子，便本能知道要做保护弱势的人。邦和我久未谈起这段经历。我俩唱着年少时的歌前往目的地罗斯福酒店。一路上，我感觉，中学那段经历已融入我的血液，也融入了邦的血液。黑白片时代，罗斯福酒店曾是好莱坞大道上名流荟萃的重地，现在，像默片年代的明星一样不再时尚。破旧地毯盖着破旧地板砖；出于某种考虑，大堂摆有各式牌桌、椅子，细长的桌子腿、椅子腿看似鹤的腿。我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好莱坞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比如，系蝴蝶领结、穿粉蓝色上装、大腹便便的成人片制片人，再比如，他们牵着的珠光宝气、上半身熠熠闪光的女士。但看穿着，最好的竟是我的同胞。《幻象》演出地点是酒店一个宽敞的休息厅。往休息厅这段路上，同胞都一身行头有穿缀亮片衣服的，有穿涤纶衣服的，精神焕发。其他一些观看演出的人，估计是酒店住客，穿的则是彩色格子衬衣和运动鞋。装束很随意，胡子拉碴；他们没一个有伴，若说有“伴”，也就是其中一个带了个氧气瓶罢了。我们凡事后人一步，比如，很明显，此刻这些越南人打扮得风光，却没赶上好莱坞以及这家酒店的风光时刻，那些时刻已成过往。

休息厅里倒是气氛热烈。某企业家把这块场地租给《幻象》演出。如此，它成了“难民营”，只不过营中人不似难民罢了：男人们穿的是定制西装，利索挺拔；女人们套上了舞会衣裙，娇媚动人。这些同胞，属于小资产阶级，一心想改变生活境况，终于找到一周不仅正常干四十小时而且还须加班的工作，屁股兜里的钱包鼓了起来，底气增加了不少，开始寻求喝酒听歌之类的享受。我和邦找了靠后一张桌旁坐下。期间，一个楚楚动人、波列罗舞装束的女歌手在演唱范维(4)的《悲情之城》。痛彻心肺般演绎，如忧伤小夜曲，打动了休息厅里的听众。还有别的方式能吟唱出一座悲情的城市，一座被流亡者无时无刻不装在心里的城市吗？在我们抒情歌曲库里，第一高频词是“爱”，第二高频词不就是“悲”吗？是我们喜好悲呢，还是我们学会了悲中作乐？回答此类问题，须读加缪的书或喝科涅克白兰地。在这里，读不到加缪的书，我只能要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