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6页）

我跪在地上，两手支撑。邦一只手攥住我的肘，往前拽我，另一只手拉着灵。灵则用空出的手兜胸抱起嚎啕大哭的德。火箭炮和其他各种轻重火炮，流星雨似的倾泻在跑道上。恍如末日的火光中，只见撤离者连滚带爬、跌跌绊绊冲向混凝土隔离墩；箱包狼藉一地；飞机左侧两台涡轮螺桨发动机仍在轰轰转动，产生的气流将小孩吹离了地面，将大人吹得东倒西歪。已逃到隔离墩的低头躲在墩后，呜咽着。突然，有物体——碎片或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我扑倒在地，匍匐前进。邦领着灵也爬着往前，灵表情紧张但坚毅。我们爬到隔离墩，找到一个空处。机组人员该是关了发动机，轰鸣不再，朝我们打枪的声音则因此清晰可辨。枪手应该是瞄准燃烧的飞机，但子弹嗖嗖飞过我们头顶，或打在隔离墩上反弹起来。“是我们的人。”邦双膝收在胸前，一只手搂着蜷缩在他和灵之间的德，说道。“他们生气了。他们也想上我们的飞机。”“不可能。”我说道，“打枪的是北越军队。他们包围了机场。”虽这么说，但我也认为，打枪的很可能是南越军人，他们在发泄不满。飞机油箱炸了，火球将一大片机场照得通亮。我转过脸，不看大火，没料竟看到躲在我旁边的副部长秘书。这个平庸公务员的脸几乎贴住我后背，那对吉娃娃狗眼似的眼睛将他的心思暴露得跟影院招牌上的片名一样清清楚楚。跟共党女特工一样，跟把守机场入口的中尉一样，他乐得见我死哩。

我该他恨。毕竟，我没给他狠赚一笔的机会。事情原委是这样的：花花太岁少校设法为我弄到了他的住址。我没打招呼便去了他家。“是的，我手上有些签证。”我和他坐在他家客厅，他说道，“我和我的同事按公正原则发放。如果只是有特权或有钱的人有机会逃离西贡，很不公正吧。”我嗯嗯着，表示理解。“可是，要真讲公正，”他继续道，“大凡要走的都可以走。显然情况不是这样，这就让我很为难。我凭什么充当裁判，裁定谁可走谁不可走？毕竟，我只是个秘书，没别人想的有那么大本事。设身处地，上尉，你会怎么做？”

“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先生。”我说道。我挤出微笑，挤出的酒窝隐隐作痛。我俩在玩一局结果其实早定的游戏。我急不可耐想结束我俩之间的游戏，但过场还得走。既然他拉起了一面其实千疮百孔的贞操幌子，我也得装模作样搞一面。“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令人尊重的人，有品位，有自己的价值观。”说到这，我往客厅左右点了点头。我点头的意思是，房子虽说干净整洁，但还得花钱置办一番。客厅粉刷过的墙上爬着几只壁虎，挂了些饰品，如钟、年历、中国字画以及吴庭艳风光时的彩照。吴认为自己是南越总统，而非美国傀儡。这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这个一袭白色西服的小个子男人后来被杀，成了越南天主教教徒心目中的圣徒。他死得痛苦，与殉道者相称：四肢像捆猪似的被捆在一起；满脸血污；一辆美国运兵装甲车里到处溅有他的脑浆，看似罗夏测验墨迹图(8)。屈辱死状被拍下，各国媒体登载了照片。照片的配文很有艾尔·卡彭(9)口吻，耐人寻味：别惹美国。

“真正不公的是，”我越说越起劲，“在我们国家，诚实的人反倒不得不过赤贫生活。因此，请允许我转交给你我的一个客人的小小心意，他对你慷慨相助表示感谢。你手上肯定有九十二份签证，对吧？”其实，我并不敢肯定他一下有这么多份签证，因此，原本打算先付他一笔定金，应允下次来时付清余款。没承想他给了肯定答复。于是，我临时改变策略，将装有四千美元的信封拿了出来。哪怕他慷慨让利，四千美元最多够买他的两份签证。他拆开信封，用经年累月数钱而起了老茧的大拇指在那叠美钞边一划拉，心里立刻有底：钱远远不够！他用还套在白色信封里的手拍了拍咖啡桌桌面，似乎拍一次还不足以表达气愤，又拍了一次。“你竟敢贿赂我，先生！”

我示意他坐下。和他一样，我也很为难呐，迫不得已做必须做的事情。“这些签证，一没花你一分钱，二不是你的财产，你拿来卖钱，公正吗？”我诘问道，“要不，我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局长，叫他逮捕我俩，这样公正吗？再不，叫他收了你的签证，由他亲自公正地重新发放签证，这样公正吗？既然这样，最公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说的，我给你四千美元，你给我九十二份签证。按道理，你本不该有九十二份签证，本不该拿四千美元。话说回来，你明天去上班，轻而易举能再弄九十二份签证。不就是九十二张纸吗，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