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15/78页）

“午饭给了豌豆和面包。吃得不坏，取暖也挺好。”穆瓦夫斯基说。他站在草垫子旁边，用羹匙搅动那碗汤，汤沉淀得快成了果冻。

“汤勺怎么样呢？你坐下吧。”

“怎么去的那儿？也没什么，坐电车。书记官是个熟人，他跟我父亲在腊多姆做生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他用汤勺慢慢搅动那碗汤，“我喜欢这个汤。凉是凉了，可是有时候味道不错，跟在家里一样。今天的马铃薯不少。”

“我跟掌勺的说，这是给你的。他从大桶底捞出来的。”我回答。

“书记官说什么？”施拉耶尔问。

“没说什么，”穆瓦夫斯基回答得麻利，他把碗放在大桶旁边，脱下大衣，“因为你这件大衣，我挨了嘴巴。衬里里掉出玻璃来。你不怕划破皮肤？”

“以后小心。”我回答，腋下夹起大衣，去受审的时候他跟我借用的，因为他担心警察局没收他差不多全新的鹿皮外套。穆瓦夫斯基坐在我身边。

“你知道，”他小声说，“他建议我父亲当告密者。你觉得怎么样？”

“你父亲怎么看？”

“他同意了。你说他该怎么办呢？”

我耸了耸肩膀。穆瓦夫斯基转身，对男孩说话。

“新来的？好像我在警察局里见过你。在电车上，你没有跟我坐在一起？”

“没有啊，”男孩抬头回答，“我根本没坐电车。”

“他说，是一个警察在街上抓住他，走小路把他送到监狱来的。”靠着门的科杰拉对穆瓦夫斯基说。

“我敢打赌，在警察局见过你。”穆瓦夫斯基对男孩说，“可是你既然说警察抓了你……奇怪，不过，也许是吧。”

大家都不说话了。在天空和黑色铁窗之间，是春天的夜晚，监狱的灯光在夜空下散发。施拉耶尔坐着，用手捧着脸，手背后面露出的耳朵，因为饥饿更加突出了。科杰拉在房门和草垫子之间往返走动。男孩在读《圣经》。

“玩一局吧？”马图拉问我，“人坐着，都跟木头墩子一样。也许我一定赢的。”

“别再说打牌的事，”施拉耶尔说，没有抬起头来，“弄不好你连你妈都要输掉。人……”

他住了嘴。舔着假牙。

“他答应了。办报纸的知识分子，”马图拉说，“打牌吗？”

“点名，准备好。那个助手马上来了。”科瓦尔斯基说。

我们都站了起来，排成一队，面向房门。

“今天是乌克兰人值勤。但是也许没事。”我低声对穆瓦夫斯基说。他点头。

牢房的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又胖又矮的党卫队员，长着一张红色的方脸，稀稀落落的黄头发。他的嘴闭得紧紧的，两只罗圈腿穿着锃亮的长筒皮靴，腰上别着手枪，手里拿着皮鞭。他身后站着一个大个子乌克兰人，带着一大把钥匙，黑色的宽边帽紧贴着耳朵，显得不可一世。他身旁站着助手兼文书——一个干瘦矮小的犹太人，犹太人隔离区的律师。他手里拿着文件。

施拉耶尔咕噜咕噜说了几句刚学会的德国话，牢房如何如何，住着多少多少囚徒，全都在场。

红脸警卫扳着手指头细心数数。

“好，”他说，“清楚。文书，谁是这儿的人？”

文书拿起文件细看。

“本尼迪特·马图拉。”他回答，同时扫了我们一眼。

“哎哟上帝啊，伙计们，这回完蛋了！”马图拉大声说。他曾经装扮成盖世太保去征收肥猪。

“走，出去！”警卫吼叫，一只手抓住他的后脖子，把他推出门外到了走廊里。牢房门大开。

走廊远处有全副武装的看守。在昏暗的电灯光线下，他们的钢盔闪着阴沉的青光，腰上都挂着手榴弹。

看守转身对着文书。

“就这样？走吗？”

“不，没完呢，”文书说，他是犹太人，犹太人隔离区的律师。“还有一个。纳莫凯尔。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

“到。”读《圣经》的男孩答应。

他走到草垫子前拿起大衣。在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们大家一眼，但是没有说话，出门到了走廊里。牢房的门在他身后咣咣地关上了。

“点名完毕！又多了一天！又少了两个人！再多一天吧！”科杰拉大声说。

“咱们人还多着呢，”科杰拉说，不动声色，“来了个孩子，孩子又没了。”